于品海｜香港应该成为中国的国际传播中心

文 | 于品海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特色。香港以2019年社会骚乱作为分水岭，之前的至少三十年很可能被历史描述为政治动荡时期，最简单的形容词就是“乱”，但如何乱、为什么乱，没有多少人在认真探讨。有人以为将责任推给“反对派”或“外部势力”就一了百了，事情不会如此简单。大多数颜色革命都不纯粹是外力干预造成，所谓“苍蝇不叮无缝蛋”，外力自然是“苍蝇”，然而，“鸡蛋”为什么破了，才是大家应该反思之所在。

香港这只“鸡蛋”是如何破裂的，是别人敲碎了，还是自己疏于防范？其实已经不是谜。英国在香港管治一百多年，培植出符合西方价值观的精英阶层，新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西方的民主自由被神化为处理社会矛盾的万灵丹，一些政治力量借助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要求政治权力再分配，为求达到目的而将矛盾激化，鸡蛋自然就破了。然而，将乱的根源绑定在政制改革上，无论是认为政改太慢还是怪责政改制造了社会对立，都可能是一叶障目，捉错用神。政改的目的只能是推动社会进步，但如何推进，不再视乎政改方式的对与错，而是背后的话语权争夺。事实上，如果不是有人操之过急，香港很有机会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刺客”。

话语权经常和舆论关联起来，谁拥有了话语权，谁就更容易主导舆论，但两者的主次关系并不是必然的。在现代社会，政府理论上掌握话语权，却经常因为自身的不足或不作为而丢失，如果不及时纠正，将彻底失去舆论的支持，后果可以极为严重，香港已在反修例风波中为此领受了沉重的教训。风波过后，香港社会表面趋于平静，实则暗流涌动。近来甚嚣尘上的“遗址论”、“玩完论”以至“去国际化”争议，都是警号。

中共将中国从“挨饿”、“挨打”中拯救出来之后，还要应付“挨骂”的问题，自然知道香港今天身处困局的性质。解决“挨饿”必须发展生产力，掌握经济生产的手段，避免“挨打”必须让自己强壮起来，建立有效应对外部干预的军事力量。如果意识到自己在“挨骂”，自然就要夺回话语权，不至于让别人随意污蔑、乱扣帽子。

舆论战早就在香港开打

在中西话语权争夺战中，香港绝非新战场。 香港在与内地的交往曾经长期代表先进和优越，众所周知，香港的“先进性”与“优越感”建基于对西方价值观，尤其是英美意识形态的服膺，在经济上体现于长年以成为新自由主义堡垒而沾沾自喜，政治上是“历史终结论”信徒，迷信选举民主。

香港投入民主化可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过程中，两股力量迅速形成，一股是以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为主的民主派社会力量，另一股是以新闻媒体和学界主导的自由主义论述。表面看，回归之前的十多年是政党政治在香港诞生的过程，事实上，它是极具攻击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政党政治掩护下在香港生根发芽的过程。中共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两股力量可能合流并激化为冲击社会稳定的违法力量，但并非完全缺乏警觉。

其实，中国共产党在提出“一国两制”时，就意识到香港回归可以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它既有机会为中国发展提供机遇和想像，亦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挑战和发展障碍，它们之间很可能是交替呈现。“一国两制”既符合香港人的愿望，也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助力，这是香港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的决策依据。与此同时，中共在西方国家的敌意中持续成长，自然知道回归之后它们将继续利用香港，威胁中国的安全。回归之前港英政府企图将生米煮成熟饭，硬要中共接受它对香港的政治安排，被中共断然拒绝，很好地说明了中共接受其存在，但不等同跟随其节奏起舞。 2019年的骚乱更是让大家看到英美等外部势力的冒进、香港内部激进力量的虚妄与中共的运筹帷幄 。

外部势力冒进的结果是让其同盟军在政治冲突中被连根拔起，却不等同伴随而来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会消失。大多数香港人习惯政府在言论、集会、结社、个人权利等领域提供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这本来可以是社会的进步力量，但却被“深黄”利用。“深黄”能够成功驾驭反修例论述是因为它掌握了社会舆论脉络，《苹果日报》将“修例”扭曲为“送中”就是典型的舆论操作，成功利用了市民心中的怨气。然而，舆论可以兴风作浪，却不足以挑战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地位，更难以撼动香港的政治伦理，激进力量在遭遇战中被彻底消灭，说明了两种实力之间的悬殊。

虽然社会骚乱被平息了下来，但香港始终付出了重大代价。反思骚乱的前因后果，容易发觉舆论在其中扮演远超乎一般人想像的作用。《香港01》自2016年创立之后就积极参与到舆论战中，其中最关键正是有关“一国两制”的舆论战，特别是如何理解“一国”的事实以及“两制”之间的关系，包括香港是行政主导体制，而不是三权分立。过往的“一国两制”被舆论引导为是消极、被动和区隔的，香港和中央政府并没有及时将其纠正为积极、主动和融合的“一国两制”。当舆论不断传播扭曲的“一国两制”论述，两地之间的误解自然加深，最终被政客们利用，将香港带进暴乱的境地。

香港法院今年初开始审理《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违反《香港国安法》的行为，一些装作无知的外国政客质疑这是对新闻传播专业的打压。其实，根据控辩双方的论据检视案情，大家清晰看见《苹果日报》和黎智英如何利用舆论激化社会冲突，继而挑战国家安全，美国政客又是如何借用香港的友好媒体操控舆论，干预中国内政，误导年轻人走到暴动的前线，挑战公权力和国家主权。媒体虽然是私有财产，但将公器作为私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被接受，更何况是操纵舆论制造社会撕裂。任何人违法就应该面对法律制裁，新闻工作者同样没有特权可言。迷信美国的权威，结果是美国人逍遥法外，自己却身陷囹圄。

《香港01》一直强调《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紧迫性，从一开始就认为“河水不犯井水”并不是恰当的说法，积极、主动、融合的“一国两制”才是应有之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香港社会以往过于强调“两制”、贬低两种制度之间的共融性和协同性，忽略了“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构想，只有以“一国”为前提，才可能正确认识“两制”的意涵。

中西发展治理模式在香港对碰

除了“一国两制”，香港如何应对经济及民生相关的挑战是另一场即将到来的考验，舆论很可能再次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任何社会一旦发展停滞，政府拒绝面对社会不公，让人民陷入焦虑中，都可能触发社会冲突。社会不公早就在香港存在，如何改革一直是争论议题。大多数人都知道香港需要改变，但由于政府丢失了改革的话语权，部分人有机会操纵舆论，将民主选举曲解为改革的唯一手段。香港过去十多年的社会冲突大多数是因为这种错误认知，舆论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01》一直强调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改革是解决香港困局的关键手段。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出“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和“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他建议香港的方法就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香港虽然与内地实施不一样的政治社会体制，却无从否定政府本质都是为人民服务，让大家过上幸福生活。香港身处的困局是经济社会治理失能所致，与全球产业升级衔接不上，忽略了资产结构失衡可能衍生的社会不稳，无视中国崛起与世界大变局对香港的冲击。“积极稳妥推进改革”是香港扭转舆论困局的最有效方法，更是修补破缝、避免被“苍蝇”再次叮上的有效手段。

很多人误以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冷战结束为起点，殊不知真正触动大变局是中国崛起背后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国家治理理念，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民主自由政治体制之外的另一条道路。中国不否定西方模式的价值和作用，但西方却不断抹黑中国模式，甚至否定它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全方位的治理改革既是香港的追求，更是国际社会的走向，中国经验在此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尽的想像。《香港01》强调香港应聚焦社会改革，特别是与经济结构和民生相关的治理改革，提出“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就是要说明香港身处舆论战的前沿阵地，香港改革的成效与两种发展和治理模式之间的优劣相关。

“国际舆论”正经历范式转移

在国际话语权的竞赛中，议题设定从来都是关键的。作为支撑国际传播的认识论，以英美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论述和知识体系同样统领国际舆论，让不符合这种价值和知识的其他论述难以成为主流。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热议特朗普会否再次成为美国总统？因为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美国人指责中国计划取代美国成为单极超级大国，其中含义是一旦“专制”的中国统领全球，世界将进入灾难，只有美国才可能让世界繁荣稳定。这是议题设定的结果。与此平行的现实是，如果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许多国家将感到焦虑，因为它再次证明美国政策的随意性。欧洲国家特别紧张，担心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再度被扰乱。

西方国家以其发达的技术掩盖文化上的缺陷，形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僵化思维，“西方舆论”被装扮成“国际舆论”。以全球南方国家崛起为背景，随着世界各国对主权的独立性、文明的多样性以及道路的自主性的认识提高，这种“操控式国际舆论”将逐渐弱化。中共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在稳步成为现代化模式的新标准，将理论的多元世界在现实中落实。

在传统的国际传播环境中，英语依然是关键手段，是国际经贸和财富的标准语言，中文无法扮演重要角色是非战之罪。中共非常明白其中的道理，中国早年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学院”是长期投资，将“龙”翻译为Loong而不是Dragon，则是一次主动出击，是在话语体系底层播下种子。Dragon纠正为Loong是让“龙”恢复它的正确形象，而不是被别人用他们的话术将其曲解为极具破坏力的巨兽。中国的策略是既要适应现有的生存空间，但也必须独立自主，另辟蹊径，就好像“龙”是Loong而不是张牙舞爪的Dragon，并非为了标奇立异，而是在更广阔的空间发挥想像力。

如果缺乏合适的指导思想和优异的传播手段，就算捉到话题也难以发挥。互联网早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美国近乎垄断了在此的话语体系，但来自中国的TikTok近年对西方社交媒体生态进行了颠覆，这或许是话语结构出现拐点的提示。中国互联网应用在美国成为领导者同样是征兆，2023年美国互联网应用下载排行榜首五位中有四家来自中国，表面看这是中国科技应用在西方市场的成功，深层次的解释可能是有别于美国的另一种互联网应用文化和商业模式对传统产业的取而代之。

香港是说好中国故事的天然阵地

从创办之时，《香港01》便意识到互联网正取代传统媒介成为主要的舆论战场，在清晰战略目标下发展为香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媒体。当然，如果“公平正义”不能将“民主自由”比下去，《香港01》也只能事倍功半。创刊之时，《香港01》提出“社会撕裂，大家都输”，“是时候改变了！”，鼓励大家对社会变革重燃希望，不再沉迷在虚幻的政治，八年来，《香港01》的读者群稳定增长，2020年第四季度成为香港受众最多，关注度最高，影响力最强的新闻媒体，说明《香港01》的价值论述得到民意和市场积极回应。2019年的骚乱让香港社会认识到故步自封和激进对立都解决不了问题，《香港01》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影响力的超越。

《香港01》坚持用讲道理来应对错误论述，道理是社会的一杆秤，讲道理是大家都认同的沟通方式。面对美国的挑衅，中共同样是用讲道理方式应对，然而，由于世界舆论主要还是英美势力掌控，中国要突破舆论围堵比应对经济或战略围堵更难。中国可以独自发展晶片或太空科技，在国际舆论生态里，任何人却都必须与其他人在同一空间交往，话语权虽不是零和的，但不同的声音还是会此消彼长。中国的国家体制不利于它在国际舆论生态中驰骋，香港的媒体环境截然不同，很适合参与全球话语权竞赛，这不是因为英语也是香港官方语言，而是因为香港拥有更开放的言论空间，与西方的话语体系更容易对接。

《香港01》正在讲好香港故事，香港故事是中国故事一部分，香港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常常失声或被禁声，很大原因是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阵地不在自己脚下。香港何不在讲好自身故事的同时，为讲好中国故事搭擂台，将香港发展为中国的国际传播中心？它既能为香港建设高端现代产业，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中国最国际化大都会的角色，服务国家双循环战略，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与内地融合、与国际衔接的就业机遇，更是与创新数字科技结合的商业应用。

（作者系香港01创办人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