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文嘉
STEM领域的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因素,不难发现,“STEM教育”一词近年来高频率地出现在政府报告、高校招生广告、媒体评论中,从中小学的机械人比赛到大学的创科实验室,社会对STEM人才培养的热情可见一斑。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实就业市场,却会发现一个现象:许多STEM专业的毕业生最终仍然流向金融机构的数据分析岗位、律师楼的知识产权部门,甚至跨行成为会计师或管理顾问。这种“学非所用”的现象,既是浪费人才,也揭示了香港产业结构与教育目标之间的深层矛盾。
对接生产力变革的核心需求
香港的科研和研发实力相较于内地而言,仍然显得相对薄弱,纯科研岗位相对稀缺,本质上是城市空间与经济逻辑的双重制约。与内地相比,香港缺乏大规模制造业的土壤,土地成本高昂,产业链条单薄,这使需要重资本投入的实验室经济、高端制造业难以扎根。即便特区政府近年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尝试以微电子、生物医药等领域突围,但这些产业的培育周期长、风险高,短期内难以消化本地STEM毕业生的就业需求。这种结构性矛盾直接影响了学生的专业选择,如果科技领域的就业空间狭窄,就会使学生对相关专业望而却步,长此以往,STEM领域的优质生源可能逐渐流失,形成“需求不足—人才外流—创新乏力”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打破这一困局,培育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不能仅靠增加科研拨款或建设更多产业园区,而是必须突破传统产业培育路径,将香港的传统优势转化为STEM教育的创新动能,使人才培养直接对接生产力变革的核心需求,在“超级联系人”的基因中,找到属于香港自己的创科生存法则。
催生技术桥梁型人才
香港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这座城市的优势从来不在于规模,而是在于“桥梁”的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关键在于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若我们能在高校课程设置上尝试更多创新,在STEM课程中植入法律、金融、专利、管理等模块,培养既懂科技又熟悉传统优势行业的复合型学生,则将催生一批具有独特竞争力的“技术桥梁型人才”。例如,让机械工程系的学生也修读知识产权法与商业策略课程、让生物科技专业的学生同时掌握医疗器械监管条例与风险投资运作知识储备。这种跨界融合的培养模式,并非削弱专业深度,而是通过跨学科嫁接,让技术人才获得在复杂商业环境中实现价值的“杠杆”。事实上,这种教育转型在香港已萌芽,“金融科技学”就正在打破学科壁垒。这种改革不仅需要教育界的理念突破,更需行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确保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节点,香港STEM教育的转型已不仅是本地人才战略的调整,更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构。在全球经济日益互联的今天,单一领域的专才固然重要,但能够在多个领域之间搭建桥梁的“全才”更为稀缺。而跨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能为个人带来更多的职业发展可能,也能为香港的整体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作者系海南省政协委员、荃湾区议员)
香港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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