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临汾的绿色重生：以德国鲁尔区为镜的转型实践

临汾华门。（资料图）

记者 江海宗

“万里洪涛天下奇”，这是描写壶口瀑布的著名诗句。而在瀑布东侧，一座曾以煤炭闻名的城市——山西临汾，正以另一场‘奇迹’吸引世界目光：从“污染之都”到“绿色新城”的转型。

困境：转型前的临汾成污染之都

2015年2月，临汾籍央视著名女记者柴静推出纪录片《穹顶之下》，此片迅速引发热议。纪录片大量采用山西临汾污染镜头，临汾再度成为热点。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二十多年前来到临汾，估计会被吓到。

“临汾市区很少有人穿浅色衣服，白衬衫穿半天领子就变黑，人们外出都戴口罩。”临汾离休干部弯云龙2010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吐槽了家乡临汾近十年的重污染情况，“睡上一夜，早晨家里的桌子、床沿一摸就是黑的。”

弯云龙的描述丝毫不夸张。2000年，临汾市区空气质量二级天数仅有可怜的14天。一年365天，有蓝天白云的日子不超两周。

2010年的临汾市区空气污染。（资料图）

天灰地黑，成为临汾人形容自己家乡的颜色。重污染的罪魁祸首就是临汾人曾以为傲的煤炭等能源产业。

古称“平阳”的临汾是帝尧定都的地方，是华夏文明与黄河文明交织的“膏腴之地”。临汾对外宣传经常说的一句广告语便是“中国根、黄河魂”。

临汾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属于上天赏饭吃。据官方统计，煤炭是临汾第一大矿产资源，探明储量达398亿吨，占山西全省14％，且煤种齐全，埋藏浅、煤层厚、易于规模化开采。

著名的河东、霍西、沁水三大煤田覆盖了临汾56％的面积。位于临汾西部的下属乡宁县又是全国三大优质主焦煤基地之一。不仅如此，临汾还拥有丰富的铁、石膏、石灰岩、大理石、石英石等多种矿产资源。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临汾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煤矿开采高峰。大量私人煤矿如泉涌般出现，2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俨然一幅“村村打洞、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盛世工业图景。

煤矿的大量开采，自然又带动了焦化、炼铁、电力、天然气行业的发展。由于没有科学的冶炼方法，民间各种土法炼焦、土法炼铁方式盛行。在巨大财富的刺激下，几乎每家每户都投入到了煤、焦、铁三大行业中。

工业的粗放发展总是伴随着严重的工业污染，各种烟尘颗粒、化学物质大量向空气中排放，工业废水也毫无顾忌地流入地下。当时的人们还没有环保的概念，更不知道什么是PM2.5。据说当时的领导到临汾视察，面对遍地冒烟的烟囱，还大力称赞临汾经济发展有亮点。

煤炭成就了临汾。临汾经济发展迅猛。2013年前，经济总量曾连续六年位居山西第二。煤炭、焦化、冶金被称为临汾经济的“铁三角（iron　triangle）”，2005年，第二产业占比高达64.5％，其中煤炭产业贡献了超过40％的财政收入。

临汾人富了，富得流油。九十年代的临汾，百姓就开始攀比购买家庭轿车。临汾的消费水平被迅速拉高，商品房价格甚至比省会太原还要高出很多。

临汾人在快速暴富的同时，不知不觉中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进入新世纪，环保理念逐渐深入普及，临汾却成为了人们避之不及的重污染城市。据中国生态环境部数据，2003年至2005年，临汾连续三年成为全国环境监测113个重点城市的最后一名。

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2006年，美国铁匠研究所评选全球十大污染严重城市，临汾市高居榜首。2010年9月，临汾又被美国媒体评为全世界污染最严重城市，被认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

长期饱受工业废水污染的土地也结出了恶果。2002年，有记者发现，临汾市尧都区下康村出现了大量偏瘫村民。调查发现，村民饮用水长期受周边临汾钢铁厂与临汾造纸厂工业废水污染，水中的氯化物、硫酸钾严重超标。

另外，矿难事故频发还让临汾高速增长的GDP饱受质疑，人们指责临汾生产“带血的GDP”。最严重的一次矿难发生在2008年9月8日，襄汾县新塔矿业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导致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

煤焦铁产业泛滥、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临汾在流泪。

要知道，1970年代的临汾还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花果城”。1975年，在临汾城市绿化队队长郭贵成的带领下，绿化队在市区各街道栽种了各种果树，如柿子、苹果、石榴、梨等。从此，花香、果香飘满临汾城，人民日报盛赞临汾是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　

从“花果城”恶化为“污染城”，代价惨痛，临汾无法承受。　

铁锈：转型前的德国鲁尔区

临汾未来该怎么办？其实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国家，可参考的外国城市有很多。德国鲁尔区就是典型一个样本。

鲁尔区，不是一个行政区域，而是一个工业区。鲁尔区位于德国中西部，包括4县11市，面积4435平方公里，510万人口。鲁尔区形成于19世纪，与周边邻国的工业区相邻，该地区处于欧洲经济最发达的“金三角”核心区域。因此，鲁尔区又被称为“德国工业心脏”，是德国最大的工业区。

鲁尔区范围及主要城市分布。（资料图）

鲁尔区的崛起之路与临汾非常类同。同样是由采煤工业起家，然后带动焦化、钢铁、电力等相关产业发展。

据1920年代统计，鲁尔区煤炭储量达2190亿吨，有效开采储量为220亿吨。该储量覆盖面积4593平方公里，占德国煤炭总储量的3／4。鲁尔区的煤炭具有低灰分、低硫分、热值高的特点，非常适合冶金与化工用途。

二战后，鲁尔区成为联邦德国（西德）经济重建的经济引擎，80％的硬煤和70％的钢铁产量出自鲁尔区，其工业总产值占德国经济总量的40％。鲁尔区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群发展，工业区、生活区聚点成片。无论人口密度和城市群规模，鲁尔区在欧洲都是名列前茅的。

鲁尔区二十世纪的采煤高峰出现在1950年代。1956年，煤矿数量约200座，年产量达1.2亿－1.56亿吨。旷工总数近50万人。在埃森、多特蒙德等地区，相当于每10个居民便有1人在采煤业工作。同时期，鲁尔区的钢铁产量占到德国70％以上，生铁占到全国1／3。一吨煤便能产出一吨钢。

大量德国贫困农民、战争难民、东欧移民蜂拥进入煤矿挖煤，旷工每天工作时间达12小时以上，井下不仅高温常超过40度，还随时有瓦斯爆炸的危险。但旷工的收入明显高于种地收入，普遍达三倍之多。

随着鲁尔区开发的深入，空气污染愈发严重。1914年，鲁尔区开始出现“黑色天空”现象，当地居民经常在空气中闻到刺鼻的煤焦油味道。居民洗过的衣服不敢在室外晾晒，否则片刻工夫就会沾上一层黑灰。这种现象大概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1961年，鲁尔区已经拥有93座发电厂和82座冶炼高炉。每年向空中排放烟尘150万吨、二氧化硫400万吨。鲁尔区还形成了“硫磺云”奇观，甚至到了昼夜难辨的程度。

再加上工业废气、汽车尾气，鲁尔区的百姓发现，每次晾晒的衣服上都会有一层煤灰。当年4月，一场罕见的酸雨袭击了鲁尔区，导致数千颗果树被烧死。

1962年12月，鲁尔区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雾霾。由于发生逆温现象，大气污染物无法扩散，二氧化硫浓度飙升至5000微克／立方米。致命雾霾导致居民呼吸困难，心脏病发作，甚至窒息丧生，最终致150人死亡。

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硫磺味和煤焦油味，“行人感觉肺疼”这是当时很多鲁尔区居民的身体反应。居民开汽车出门，能见度不足百米，打开大灯，路上行驶依然非常缓慢。当局不得不采取汽车限行、学校停课等措施。后来，很多居民惊讶地发现，连蝴蝶的保护色都因为长期重污染而变成了黑色。

1955年污染严重的鲁尔区某钢铁厂。（新华网）

面对严重的空气污染，很多大人不得不用善意的谎言欺骗小孩。当外面出现红黄色的天空时，大人会骗孩子说，那是“圣诞老人在烤饼干”。

长期开采煤炭的另一个恶果是地面沉降，埃姆舍（Emscher）河谷沉降超过25米，导致河流改道、沼泽退化，原本风光秀丽的埃姆舍河彻底沦为排污河，被称为欧洲最脏的河流。

埃姆舍河的土壤自净能力远远抵挡不住年排放量达6亿吨的工业污水。河水长期呈黑褐色，散发着浓烈的硫化氢气味，河岸植物因重金属污染而枯死。再加上煤渣、矿渣、重金属、苯、甲苯等污染物，鲁尔区的土壤与河流很难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著名的莱茵河因为河水溶解氧含量大幅减少、鱼类大面积死亡，生物迅速消失，河流生态几近崩溃。莱茵河下游河段被称为“欧洲下水道”。

空气、水、土壤的严重污染直接导致当地居民尘肺病、癌症、白血病高发。1960年代，矿工尘肺病缺勤率达15％。

1958年，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对家园的严重污染发出感叹，“红瓦白墙、绿草如茵的家园，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破冰：临汾的艰难转型之路

同样是重污染，临汾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来治理，下定决心向高污染、高能耗的污染企业宣战。2006年，临汾市委、市政府表态，绝不以牺牲环境和安全为代价换来经济增长（俗称“带血的GDP”），宁可减少GDP，减少财政收入，也要解决污染问题。

转型初期，很多人并不以为意，尤其是煤炭形势好的时候，来钱容易、来钱快，没人在乎转型。煤炭形势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就坐等煤炭价格上升。过惯了舒服日子，想转变非常困难。

临汾开始下重手，对计划淘汰关停的企业，采取停水、停电、停煤、停运、停贷等措施。先后对焦化企业开展焦炉煤气治理、对钢铁企业进行烧结机烟气脱硫治理。

据官方报道，2006年至2010年，临汾共取缔“土小”企业1056家，淘汰关闭有一定规模的落后企业及设施746家。经此“大手术”后，临汾焦化企业由2005年的118家减少到43家，钢铁企业由203家减少到36家。

2010年，临汾提出“负重转型、绿色转型”。所谓“负重”，有三个含义，一是指临汾是能源重化工基地，二是指历史包袱沉重，三是指背负的压力巨大。这里的压力更多来自环保的差评，全国环境排名倒数第一的污染之名，让临汾领导脸上无光。

污染企业的减少，带来的则是空气质量的明显改善。据临汾气象部门官方介绍，2006年至2011年，临汾市区综合污染指数从4.18下降到1.698。二级以上天数从202天增加到339天。

从2009年开始，该市17个县（市、区）城区空气质量全部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2011年12月，临汾通过山西省省级环保模范城市验收，成为山西环保模范城市。时任临汾市长的罗清宇激动不已，他的KPI考核达标了。

在治理污染的同时，水污染治理也在同步进行。2010年，通过建立市、县、企业三方联防联控体系，结合资金奖励，临汾主要河流汾河的化学需氧量、氨氮出境浓度比入境浓度分别下降了44.3和41.7％，河道治污效果明显。

临汾加大汾河环境治理，生态修复。（黄河新闻网）

然而，好景不长。在度过了2014年的“环境提升年”后，2017年1月，临汾遭到了生态环境部的约谈，原因是临汾2016年的PM10、PM2.5等六项空气监测指标不降反升。

环境督察组给出了具体原因，如20余家焦化企业，环保设施运行不正常，脱硫脱硝未建成，装煤、推焦、熄焦无组织排放等。时任临汾市长刘予强如坐针毡。

然而，仅仅一年半后，临汾再次被约谈。2018年8月，生态环境部通报临汾，涉嫌空气监测采样系统遭到人为干扰，并对数据进行造假。

原来是当地环保局长有组织地进行数据造假，临汾的脸再次丢向了全国。

2018年12月，临汾空气质量再次排名全国倒数第一，又一次成为中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

在各种巨大压力下，临汾再也不敢马虎。痛定思痛，狠改！

临汾放出豪言，一定要打赢蓝天保卫战。临汾在“一城三区”内严禁新增钢铁、焦化、铸造、水泥等产能。临汾还提出，要将所有焦化企业4.3米焦炉及热回收焦炉产能较2015年下降40％以上。

治理污染，很多人会想到，要调整产业结构，摆脱能源依赖，但这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面对眼前的重污染，除了关停淘汰落后企业，其次便是推广节能降耗，以此推动临汾煤炭、焦化、钢铁等传统重工业转型。

位于乡宁县与河津市境内的王家岭煤矿，建成25个智能化子系统，将4G通信系统升级，实行精准管理后，井下变电站、中央泵房等很多岗位已经实现无人值守，而能效却大幅提高。晋南钢铁集团采用应用铁水罐远程操控系统，优化调度效率，实现能耗精准管控，降低能耗15％以上。

古县金谷煤业采用充填开采技术，将煤矸石资源化利用率提升至95％，降低开采能耗25％左右。蒲县昊兴塬煤业、蒲县富家凹煤业、古县老母坡煤业试点煤矿智能化改造，大力推广无煤柱开采、矸石返井和充填开采等绿色开采技术应用。

临汾还积极推广冷却循环水系统节能技术，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92％。重点企业安装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取消非必要烟气旁路，污染物浓度低于国家标准50％以上。为了降低排放，临汾还开展了高耗能行业能效对标活动，激发了行业各企业降低能耗的雄心与斗志。

让清洁能源替代燃煤也是一条治理污染绝好的路径。临汾开展了配置风光电项目，如曲沃县300MW光伏项目年发电量达4.2亿千瓦时，可替代燃煤12.6万吨。再如国新正泰氢能源项目，实现炼钢环节氢能替代率18％，对构建“煤－焦－气－化－氢”循环产业链帮助极大。

曲沃县300MW光伏“新能源＋储能”项目。（临汾日报）

与此同时，各相关企业火电燃煤技术标准在同时升级，水动风机冷却塔技术也在普及推广，煤耗与节电的效果立竿见影。

绿色生态的构建需要多方位的努力。自2005年起，临汾投入30多亿元，大力治理沿河绿化，并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2010年临汾植树造林39.2万亩，高居山西第一。2024年，临汾森林覆盖率达到31.4％，高于25％的全国平均水平。

简单总结，临汾转型的历程大致是这样的，2006－2010年，煤炭产业绿色转型期；2014－2017年为产业结构调整期；2018年为文旅融合期；2020年为数字经济发端期；2022年后为新兴产业布局期。

镜鉴：德国鲁尔区转型的经验与启示

1968年，德国北威州政府率先推出《鲁尔发展纲要》，联邦政府于次年将其升级为国家战略。此举可以看作是政府主导鲁尔区转型的开始。

此时的鲁尔区开始走下坡路。1958年起，外国廉价煤开始出现，如波兰上西里西亚煤矿区的煤都是浅层煤，开采成本低。埋藏深度普遍超过1000米的鲁尔区煤矿顿时失去了价格优势，比进口煤开采成本要高100马克。

伴随进口煤的冲击，鲁尔区煤矿开始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率大幅增加。煤业危机后，又引爆钢铁危机，传统重化工业经济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当这些难题摆在德国政府面前时，德国政府不得不做出行动。

首先，德国政府确定了多方协调机制，联邦、州、市三级政府共同参与。鲁尔是我家，改造靠大家。1968年，北威州政府率先推出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即“关、停、并、转”，淘汰落后产能，小矿井向赢利多、机械化水平高的大矿井集中。

Glück　Auf本意为幸运平安地上来（回到地面），如今已变成鲁尔地区常用问候语。（ZDF）

为了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同时也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德国政府通过价格补贴、税收优惠、投资补贴、政府收购、矿工补贴、限制进口、环保资助等多种形式，对相关企业谨慎地进行扶持与改造。

为了改变传统工业区的形象，鲁尔区对外大力招商，抛出各种优惠措施，以吸引“金凤凰”落户。

德国政府决定，从1985年起，资助9000万马克，共投资1.3亿马克，分5个阶段建设技术园区。经历三十余年的发展，该园区共有212家企业，园区的新技术创新能力在德国名列前茅。

北威州政府还对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伸出了橄榄枝，承诺一旦落户，便给予优厚的经济补贴。截至2000年，德国已经拥有330多家的生物技术企业，其中1／3落户于北威州。原本输在起跑线上的鲁尔区后来居上，大大超越了其他欧洲地区。

不仅是生物技术产业领先，在电子信息等产业方面，鲁尔区也走在了德国的前列。截至2010年，仅从事数据处理、软件及信息服务的企业，鲁尔区就超过11万家。全德国共有电信公司380多家，大多数都在鲁尔区。

鲁尔区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废弃的矿井、工厂等工业遗迹，但这并不是负担，而是打造工业文化旅游的良好资产。

经过重新修整和改造后，废弃的矿井摇身一变，成为传统工业展览、教育或培训实习的基地。还有部分工业遗迹成为世界遗产，如埃森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矿区便是典型的例子。1993年，运行了近150年的煤矿停止运营，整个矿区包括矿井、矿坑、井架、炼焦厂、洗煤厂全部被保留。其中洗煤厂改为鲁尔博物馆，锅炉房被改为红点设计博物馆。2001年，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

关税同盟矿区的红点设计博物馆。（ZDF）

类似关税同盟煤矿成功改造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波鸿的德国矿业博物馆、多特蒙德的LWL工业博览馆，一座座新型的工业文化特色旅游载体如雨后春笋般在鲁尔区大地上涌现。

德国政府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各展其能，百花齐放。多特蒙德有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优势，顺势大力发展软件业。该市的“凤凰湖”项目就是将工业用地变身为创新中心。杜伊斯堡有港口，先是建立了“船运博物馆”，再主力发展贸易；埃森市拥有大面积森林和湖泊，充分发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优势，努力打造成为休闲和服务业中心。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吸引了世界众多观光客。如今，更是成为中国游客集中打卡地。

产业结构多元化脉络逐渐清晰，然后就是逐渐做大做强。

埃森市成立的鲁尔文化基金会，经过多年发展后，收藏了48万张鲁尔区工业发展史的图片。光是图片展，每年就可吸引近500万的游客来参观。抚今追昔，既是追思怀念，又是不忘初心。鉴往知来，砥砺前行。

为促进产学研结合，为产业转型提供智力支持，鲁尔区开始建立高等教育体系，设立了14所高等院校及研究所，如波鸿鲁尔大学等。如今的鲁尔区是欧洲大学密度最高的工业区。

鲁尔区的华丽转身收效显著，昔日污染严重的煤焦钢工业区，如今已被欧洲人誉为“欧洲文化首都”。

德国鲁尔区的转型自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同样经历了各种坎坷，如1967年新工业化的失败。但至少可以给中国一些启示。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即使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德国，依然离不开政府主导。政府更具宏观视野，还可调动各种资源，并提供政策、法律支持。

二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做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持续推进矿区治理与绿色生态修复，打造“工业遗产＋生态＋文旅”的新城市空间。

三是多元结构的培育。重视工业遗迹的文化价值，系统性地建立“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机制”，逐渐从煤炭、钢铁传统单一结构向高新技术、文化创意、教育和服务业等多产业结构转变。

四是区域品牌与文化认同的再塑造。通过“文化首都”“工业美学”“创意经济”，从资源输出地向文化和创新输出地转型，成功塑造了全新区域形象。

五是做好打持久战准备。工业区转型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德国鲁尔区的转型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

六是密切加强国际合作。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全世界。走出去，学习国外转型成功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引进来，将国外优秀的智力、人才、资金、资源吸引过来。

蜕变：现代临汾的华丽变身

2024年8月，临汾转型综改示范区传来好消息。

2万平米的精品微短剧基地、央视频（临汾）精品微短剧共创点落户临汾，并正式开始运营。临汾新兴产业布局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再次取得重要突破。

截至2025年3月23日，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成功吸引了开心麻花、浙江亮光、春秋映画、文武时代、陕西四月等40余家相关影视企业入驻。短短半年时间，就拍摄了18部微短剧，解决了数千人就业，并以此辐射带动上万人。

2024年8月13日，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揭牌。（临汾日报）

外界难以想到，一个重化工城市居然还能和微短剧产生联系。临汾不仅做到了，还做得最好。临汾微短剧基地成功入选2024年中国微短剧基地TOP10，临汾成为山西省唯一入选的城市。

微短剧基地的快速发展其实就是临汾营商环境优越的具体体现。

伴随Deepseek的火爆，临汾政务服务迅速进行“数智”改造。临汾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与临汾济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紧密合作，共同开发临汾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仅仅用了4天，就上线了“Deepseek智能办”“Deepseek永在线”。同时，“临汾政务在线”微信公众号、12345市长热线等平台迅速接入Deepseek。这套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融合了5G网络、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等先进智能技术，为临汾打造智能城市，优化营商环境奠定了基础。

营商环境是一个城市发展好坏的关键，是判断一个城市能否吸引外来投资与人才的重要指标。临汾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可谓下了狠手，在治理污染的同时，通过“放管服”改革深化、政企互动、法治保障及各种产业配套的支持，临汾的营商环境在山西省脱颖而出。

2023年3月，刚刚履新临汾市委书记的李云峰，首次调研便聚焦营商环境。5月，李云峰在粤港澳大湾区招商推介会上喊出了“企业家永远可以相信临汾”的口号。这句口号的背后则是临汾营商环境优越的底气。

此后三年，李云峰的新年调研，都是从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展开。

临汾市政府连续五年组织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会，并出台了《临汾市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方案》。自2023年4月3日起，每天打开《临汾日报》，人们就会发现，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电话一直在头版公开。这在山西省是第一家。

营商环境好不好，就看浙商能否认可。无比挑剔的浙江商人正以实际行动加大投资临汾。近年，运达风电、浙江东日等著名浙企纷纷落地临汾。临汾这棵梧桐树越来越雄壮挺拔。

2022－2024年，临汾连续三年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在2023年和2024年，分别获得“浙商最佳投资城市”和“浙商最佳投资目的地”称号。

数字不会说谎。2023年，临汾全市市场主体新增、净增数量位居山西第一，总量跃居山西第三。2024年1－6月，山西省民间投资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便是临汾，且1－9月的增速高达9.7％，在全省遥遥领先。

2023年，山西对全省开发区进行考核，临汾12家开发区全部合格，其中9家开发区达到优秀，位列全省第一。当年在26项主要经济指标中，有16项增速成为山西榜首。

如今的临汾，形成了人人关注营商环境，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氛围，投资吸引力在持续扩大。2023年至2024年，临汾共落地500余个项目，总额达3000亿元，著名企业包括字节跳动、华为、腾讯、百度、阿里等头部数字企业，还有运达风电、中信、深保安、新希望等先进制造企业。

2024年8月13日，运达风电一期项目在襄汾县投产。（中国报道）

优秀的投资环境，让涌入的“金凤凰”正在集聚成势、稳步壮大，如临汾的装备制造产业正在迈向千亿级，白色家电、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产业都呈良好发展态势。

经济的亮眼表现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据山西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临汾GDP增速达7.2％，多项经济指标位列山西第一。即使跳出山西，临汾也是优秀的。在中部80多个地级市中，临汾的经济增速排在第二位。

从“营商”变“赢商”，是互惠共赢，临汾人深有感悟。2025年新年伊始，临汾市委召开“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将优化营商环境列为2025年六大专项行动之一。

临汾还要求，市、县两级要常态化开展“早餐会、下午茶、夜沙龙”等政企沟通对接活动，真心了解企业诉求，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2024年11月，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称赞道：“临汾是中国最好的营商环境城市之一，未来可期。”

临汾的转型故事，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自我救赎，更为全球资源型城市提供了“中国方案”——在生态与发展的平衡木上，临汾正走出一条可持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