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既意味着开放，也会导致新的封闭

齐格蒙特·鲍曼（又译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让我们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波兰裔社会学家，知道“现代性”远非一个美好的名词，没有现代性，就没有纳粹集中营。正是科学技术的道德中立、官僚体制的匿名化和社会管理的工程化，促成了大屠杀的发生。鲍曼的著述从社会学角度进一步证明，许多杰出哲学家对科技支配价值的批判，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鲍曼曾经是华沙大学教授，1968年因学潮而被解除教职，同时被解除教职的还有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自那以后，鲍曼长期在英国利兹大学任教，一生出版五十多部书，直至2017年去世。这些书的主题包罗万象，横跨许多学科，但究其学术关怀，可以说都是围绕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在西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

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家与哲学家之一。主要著作有《阐释学与社会科学》《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后现代性其不满》《全球化：人类后果》等。

撰文　｜景凯旋

“流动的现代性”

《将熟悉变为陌生》是鲍曼晚年接受一次采访的谈话录，在这本薄薄的书中，他总结自己的生活和学术，涉及他的诸多重要著作和学术观点。作为一名社会学家，鲍曼一生都关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写作不同于学院派，并不恪守行政体制划定的学科要求，而是为了与人交流。

采访者将他称为“文艺复兴人”，鲍曼对此表示，今天已经不是专业学科尚未分工的时代，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时，达尔文、狄更斯都会参与评论，现代人面临的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信息过剩。如果想知道某个问题的答案，网络立即会给出千百万个结果，一个人一辈子都看不完。问题在于，今天既没有知识界为底层人提供观念，也没有充当接受观念的底层人。

《将熟悉变为陌生》

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彼得·哈夫纳

译者：王立秋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3年8月

针对现代高科技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剧变，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的概念。在他看来，现代性不是固态的，而是流动的。一方面，现代性意味着一个开放和多元的世界，价值不再是统一的；另一方面，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不断寻求改变的世界，因而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确定性。

鲍曼这一概念受到其生活经验的流动性的影响。他是波兰犹太人，在纳粹占领波兰期间曾四处流亡，这使他意识到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他重申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的观点：“现代不是一个种族灭绝的时代。它只是使实施种族灭绝的现代方式成为可能。它通过像工厂技术和官僚制那样的创新，尤其是通过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搞种族灭绝：我们可以改变世界，甚至是颠覆世界。”

就此而言，现代也是一个毁灭的时代。鲍曼在回答采访者时说：“对进步和完美的追求使灭绝无数的人成为必然。这些人被认为不可能适应人们想要的那个完美计划。毁灭就是‘新’的本质，消灭一切不完美正是实现完美的条件。”人们声称纳粹现象是对现代性的反叛，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者：齐格蒙·鲍曼

译者：杨渝东　史建华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2年11月

现代性带来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类可以通过科技而变得更加自由：“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追求自己的欲望和目标。流动现代性的时代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艺术许诺了这个自由，却未能履行承诺。”其结果便是产生了这个时代主要的心理痛苦，人们发现，他们为享受文明提供的更多的安全而牺牲了个人自由。今天，人们不再相信完美社会的实现，甚至不再有此梦想。

在鲍曼看来，与从前时代相比，当今自由与安全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产生于世界各个地方，流动的现代性同时也意味着，问题是流动的，包括商品、知识和技术的流动，甚至贫困人口的流动，觉得受到限制的企业家可以将产业或资本转移到别的地方，而多数雇员却不能自由流动。每个雇员都在担心失业，同时又缺乏像从前那样具有争取权益的解决办法。普通人越来越感觉到，国家和市场都已经失效，这就是当今反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原因。

“我们成了奴隶”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鲍曼始终重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他认为，社会的概念是基于互相依赖的需要而产生的。在从前，个体之间互相认识和需要，产生了亲密关系，随着共同体的逐步扩大，今天我们虽然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与世界某个地方密不可分，但这个地方的人对我们来说却是陌生人，我们从没见过他们，也许永远不会见面。　

就是说，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人们感到相互关联和依赖，但民族国家仍然存在，这导致权力的全球化而政治却照样地方化的现象，决定人们生活状况的权力在全球层面上运作，个体只能依靠私人手段而非传统的政治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一个由必须自己做决定并为后果负责的个体组成的社会。”

这就是鲍曼把研究的专注点从阶级转向个体的原因，他试图解释造成失败的个体化背后的机制。现代性不仅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而且制造更多的物质需要，当我们在手机上私人聊天时，比如谈及医药、食品等，转瞬间你就会发现，平台通过大数据，在源源不断地给你推送相关的信息。互联网加深了人们对不满足的恐惧。　

今天，科学技术的规模超过任何时代，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套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现代性的动力因已经取代了目的因，人类不是为了我们的目标而发展技术，而是让技术来决定我们的目标。悖论的是，今天的人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安全，同时人人又无法摆脱不安全感，“我们成了奴隶”。

鲍曼提到他的一个观察，即现代性基于一个信念，人可以通过自身的能力改变处境，但实际上，今天年轻一代越来越感到别无选择，他们不再思考何为良好社会，而是想为自己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鲍曼提到小说家库切的一本小说《凶年纪事》，其中写到，在现代社会，传统的驯服或反抗都被抛弃了，人们转而选择一种“无为主义”，即彻底地躲起来，“在心里流亡”。用我们熟悉的话语来说，就是躺平。

因此，现代性在造成开放的同时也造成封闭，使得抑郁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鲍曼引用社会学家赫伯特·米德的术语，即把人的本质分成“主我”与“客我”，前者是自我评价，后者是社会对自我的评价。我们的生活就是为这两者之间和平共处而进行的斗争。今天普遍存在的焦虑表明，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已经被打破，每个人都感到失去了自我。

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鲍曼阐明了这样一个想法，即人生的道路基于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一是我们无力掌控的“命运”，二是我们的选择取决于“性格”。所以，他认为自己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心怀希望的人”。对于他来说，就是努力做自己所能做的事。

鲍曼依然坚持自己年轻时期的理想主义：评判一个社会的标准，在于它能否让最弱势的成员过上体面的生活。作为一个出生于波兰的学者，鲍曼始终都保持一种道德责任感，即意识到人是一种道德的存在。这种伦理观不同于康德，而是将道德律归于内在的性格，并不追问道德的必要性。这种伦理观意味着我们尽管不知道行动的后果，但依然会不假思索地承担起行动的责任。

鲍曼。

新的信息茧房

这本对话录中，最给人启发的是关于互联网交流的谈话。互联网为流动的现代性提供了消除个体孤独的承诺。社会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例如，我们常常看到两个朋友坐在一起默默无言，各自却低头在手机上跟一个看不见的人交谈。我们知道，总有人在网上随时接受或回应自己的信息，比眼前的朋友更能交心。

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海量信息，打破了从前的单一信息垄断，然而，它的负面效果也是显著的。在鲍曼看来：“通过互联网交流的人会不可避免地趋向同温层。他们会创造出一个在真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东西：回声室。你听到的只是你自己的回声。但与你说相同的话的人交谈，这不是对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镜厅：无论往哪里看，你都会看到自己的模样。于是，那些把大量时间花在网上的人开始无视自己朋友圈之外存在的现实。”

换言之，互联网固然加深了人们之间的信息联系，但网上的流动性同时也造成人与现实的疏离。这是因为，网络关系不是一种亲密关系，在网络上我们的身份是流动的，可以同时有多种身份，或者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身份。只需要敲一下键盘，我们就可以轻易取消某个谈话对象，屏蔽对方信息，而选择另一个对象或信息。

同温层效应使得人们只愿听到自己愿意听到的话，网络信息的碎片化、多样化和造假化导致何为真相成为一个问题。最终，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观点对事实加以判断，真相已经变得完全不重要，而三观才是重要的，许多朋友圈的断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只有回到实际生活中，我们才会继续感觉到，人的亲密关系对生命仍具有价值。

在鲍曼的另一个采访录《自我》中，他特别谈到线下世界和线上世界的区别。互联网使得人类的共存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前的人生活在社区社会，今天则生活在网络社会，后者所占的时间越来越多，以至于改变了自我的形成。在现实中，我们拒斥回音室；在网络中，我们却想要得到回音室的庇护。每个人都可以加入各种网络群，维系多重关系，每一重关系都需要一个不同的自我呈现，其结果是我们不再具有自我的同一性。

《自我》

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瑞恩·罗德

译者：张德旭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4年8月

由此可见，开放的网络反而会形成封闭排他的社区，在其中人们只愿与同类交流，造成新的信息茧房。而且，由于不能保证意见处处相同，或者无法完全说服对方，同类之间的线上交流往往也会产生难以沟通的隔阂，甚至因不在眼前而无所顾忌地相互抨击，至于网上那些仇恨言论，更是因其匿名性而肆无忌惮，助长了人性之恶。长此以往，人的智力水平、独立思考和对话能力都会显著下降。

鲍曼当然不是要反对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他只是指出，现代性既意味着开放，也会导致新的封闭，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适应生活的新的冲突。在现代性中，幸福已经变成一个被人们追求的东西。但什么是幸福？鲍曼认为他对幸福的理解跟歌德一样，当歌德被问到他一生是否幸福时，诗人回答说：“我一生过得非常幸福。但我想不起来我有哪一周是完全幸福的。”

在晚年的鲍曼看来，歌德的意思是，幸福的定义恰恰就在于生活的不完美。现代性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