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全球关税战的混乱与新秩序的契机

特朗普是一个反常理及反规则的人。

文｜田飞龙

全球关税战是特朗普的全球经济战争，是美国优先和美国式经济民族主义的极端化政策和行动。全球关税战从原理和规范上，破坏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法秩序和多边主义经贸秩序，从道义和责任上破坏了美国作为全球化立法者，与世界帝国监管者的基本道德与软实力根基。特朗普这场全球性经济战争，维护的是美国的绝对利益，测试的是美国的帝国实力，带来的是一个更加混乱，以及日益“去美国化”的世界。这场来自世界最强者的反噬性经济战争，其进程与影响仍在推进发酵之中。

第一，特朗普式“不规则秩序”的形成。特朗普是一个反常理的人，也是一个反规则的人。他的贸易谈判本质上没有“对手”，只有“受害者”。关税战至今，“受害者”主要是其核心盟友，如日本、南韩、欧盟等。在特朗普的谈判框架中，最核心的法则是服从性测试，不是规则性遵守。特朗普完全无视国际法与WTO规则秩序，滥施关税、破坏规则是全球化的反动力量。特朗普试图追求的美国优先的秩序，不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利益，只是实力地位的滥用，不可能形成一直新的、可持续的规则秩序。特朗普对规则理解和遵守的反常性，直接破坏了作为西方软实力基础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加速了“东升西降”的世界历史进程。

第二，单边关税叠加掠夺性投资的“毒丸”协定。特朗普版本的贸易协定是有格式化框架的。特朗普以贸易逆差为由，指责各国对美国造成不公平的贸易优势，损害美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特朗普提出的纠正措施主要是单边关税和掠夺性投资。美国政府名义上追求“对等关税”，实际上是强制性要求各国对美国零关税，而美国对各国设定不低于15％的关税，且存在与基础税率10％叠加使用的风险。已经与美国达成所谓贸易协定的日本、南韩与欧盟都存在被迫接受单边关税的风险。日本政府已正式要求美国政府修改总统行政命令和关税公告，确认最终关税为15％。但美国政府修改的可能性很低。至于对美国的巨额投资，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解释，根本不是投资，而是“帝国贡金”，任由特朗普政府指定使用并奉献90％利润。这种贸易协定不仅极不公正，而且对签署国的本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摧毁性，是一种“毒丸”性质的贸易协定，在人类贸易史和国际法史上极其罕见。

第三，中国的对等反制与全球南方的团结难题。相比2018年，中国在此次关税战、贸易战中冷静、自信、从容，斗争意志坚定，斗争方法合理，斗争效果凸显。特朗普的关税战是一种帝国服从性测试，全球范围内真正进行对等反制的国家只有中国。今年4月以来，受关税战影响，中美贸易出现巨大波动，双方都在进行耐力测试，并寻求替代性安排。中国针对美国高额关税，采取了对等措施，逼迫美国一再推迟关税实际执行，进行多轮复杂博弈和谈判。美国政府一步步加强对中国的高科技制裁与封锁，中国则以更高水准的单边开放措施以及稀土出口管制等综合性机制反制美国遏制战略，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国的坚定反制，既是对自身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正当维护，又是对国际法与多边主义经贸秩序的规范性支援，是大变局时代真正的建设性、塑造性力量。但全球南方的集体反制难成队形，各国各自为战、寻求个别化妥协的心理与实践成为主流，从而存在被美国各个击破的风险。美国对巴西、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的高关税和强势制裁，是否能够刺激推动全球南方的团结斗争，尚需观察。莫迪月底访华是否意味着印度的国际阵营转向及全球南方的团结信号，也还不能下明确判断。

第四，“去美国化”与美国“法西斯化”的风险趋势。特朗普是某种意义上的“爱国者”，比拜登、奥巴马等全球主义者更爱美国，但这种爱本身是民族主义的，甚至是白人种族主义的，并不是建立在平等、多元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特朗普主义缺乏一种内在的普遍性品质与道德要素，本质上是美国民族主义在应对霸权危机上的应急反应和极端化发展。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和反复无常，带来了一个不安全的世界，这种不安全感弥漫于美国国内、盟友体系及全球南方体系，没有哪一个角落例外。这种不安和震荡，反映了美国实力的强大存量与美国道德的急速退化。“去美国化”成为时代的一种趋势和共识，这就为真正的多极化秩序与国际关系的平等化、共同体化带来了契机。随着美国实力与魅力的特朗普式“自我解构”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斗争与制衡，“去美国化”不仅表现为一种事关人类和平发展大局的共识选择，更成为推动美国霸权“和平衰落”，直至解体的新全球化秩序的再造。与此同时，随着特朗普主义的极端化及其失败，美国“法西斯化”的程度与风险会不断增加。美国的自由民主、三权分立、公民社会、新闻自由、政党政治等宪制机制已受到特朗普主义严重冲击，共和党、国会、白宫、大企业、权威媒体、精英大学等存在，屈服于吹捧特朗普“伟大领袖”的不良风气和趋势。所幸，美国司法独立与法治系统，尚表现出较为强劲的权力制衡立场与作为，如果美国司法也堕落了，美国法官也失守了，美国的“法西斯化”也就不远了。近期，特朗普更加明确地释放出万斯作为其政治接班人的信号。那么，《乡下人的悲歌》到底是不是美国版的《我的奋斗》，“特朗普＋万斯”的政治接力会给美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前景、民主模式、民族文化乃至于帝国形态？这些都非常值得进行真正的战略性、历史性和思想性研究，是当今世界格局演变的最重大课题。

总之，特朗普的“不规则秩序”与不公平贸易协定，正在其霸权实力的全方位上滋长，二战胜利所确立的国际法秩序和多边主义经贸秩序七零八落，千疮百孔，美国之世界帝国道德与政治的自我背反和堕落，加大了全球化的不确定性风险与人类和平发展的艰难曲折。日益黯淡的西方，渐然明朗的东方，正在特朗普主义的破坏性，与中国民族复兴的建设性复杂博弈互动之中加速蜕变更替，一种文明的新秩序和新形态呼之欲出。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