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背信弃义失根基 巴拿马自食恶果

文｜邓飞

契约精神是国际经贸往来的基石，更是小国立足国际舞台、吸引全球投资的立身之本。然而2026年初，巴拿马最高法院一纸裁决，单方面宣布长和集团旗下企业持有的巴拿马运河港口特许经营权合同“违宪无效”，将这份已平稳履行近30年、原本持续至2047年的协议彻底撕毁。对此，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昨日发表题为《巴拿马自我打脸自食恶果》的“港澳平”署名文章，批评巴方此举罔顾事实、背信弃义，严重损害中国香港企业合法权益，理所当然受到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决反对，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强烈声讨。巴拿马此番撕毁港口合约，毫无法理与情理依据，尽显其司法与行政决策的随意性，更肆意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使用胁迫、施压或其他不合理的手段，损害香港企业在当地的合法经营权益，应予强烈反对。

巴拿马港口特许经营协议并非临时约定，而是历经近30年履行、为巴拿马运河经济带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正式契约。长和集团深耕当地28载，投入18亿美元打造出500万TEU的港口产能，让巴尔博亚港与克里斯托瓦尔港成为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枢纽，两座港口合计处理运河约40％的集装箱吞吐量，关联全球约5％的贸易量。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中方企业始终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为巴拿马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了港口周边物流、商贸等相关产业发展，成为巴拿马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重创中巴经贸信任与情谊

巴拿马方面以“未公开竞标、未按约定分享收入”等为由宣布合约无效，既未拿出充分的事实依据，也未遵循国际商事交往的基本程序，更无视中方企业数十年的投入与贡献。将战略港口的公共资产属性作为单边毁约的借口，实则是将司法工具异化为政治手段，把商业合同当作博弈筹码，这种做法彻底违背了法治精神与公平原则。正如港澳平文章所指，有关裁决于法无稽、于理乖张，堪称荒谬至极。

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客户，超过20％的货运量与中国密切相关，中方始终以真诚合作的态度推动双边经贸往来，为巴拿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香港企业在巴方的经营和投资，须获公平合理待遇和保障，巴方政府须为依法营运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巴拿马这次单边毁约，让中巴之间的合作信任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必然会让中方企业乃至全球投资者对巴拿马的投资环境产生强烈质疑。

巴拿马的短视之举，最终只会让自己吞下经济与信誉的双重苦果，陷入难以挽回的发展困境。

从经济层面来看，港口运营权的突然变更，不仅会导致巴拿马运河周边物流体系的混乱，影响全球航线与运价稳定，更会直接冲击巴拿马的核心经济支柱。长和集团的深耕让巴拿马港口成为国际航运枢纽，而单方面毁约必然会让港口运营陷入停滞，进而影响运河的货运量与收入。同时，穆迪、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已开始重新评估巴拿马的政治风险，其美元融资利率可能会大幅上涨，未来巴拿马的国际融资难度将大幅增加，经济发展的资金链面临严峻考验。

外资难放心投资巴拿马

港澳平文章亦指出，有关裁决屈从霸权、为虎作伥，实在可耻可悲。从国际信誉来看，巴拿马的做法彻底打破了国际投资领域的“契约稳定性”原则，让其成为国际社会眼中背信弃义的代名词。此后，全球投资者在考虑进入巴拿马市场时，都会因极高的政治风险而望而却步，失去外资的支撑，巴拿马的经济发展将举步维艰。

更何况，长和集团已明确将通过国际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巴之间也存在投资保护协定，巴拿马不仅需要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还将在国际司法舞台上进一步丧失话语权，其国际形象将一落千丈。由此可见，巴拿马在霸权国家的淫威下，经营环境迅速恶化，香港企业应认真审视其现时及未来在当地的投资；巴拿马政府应立即作出纠正，以免损害两地长远经济合作发展。　

作为地处中美洲的小国，巴拿马的发展本应依托于开放包容的合作态度与坚守契约的诚信精神，依托于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巴拿马运河作为全球航运的重要咽喉，其价值的发挥离不开全球投资者的参与，更离不开稳定的国际合作环境。然而，巴拿马政府却选择以单边毁约的方式处理国际合作，无视自身的发展根基与国际规则，这种做法看似是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实则是短视与轻率的体现。

巴拿马若想挽回损失、重回发展正轨，就必须摒弃短视思维，尊重国际契约与法治精神，主动与中方沟通协商，妥善解决港口合约与纪念碑拆除问题，以实际行动弥补对中巴情谊与国际信誉造成的伤害。否则，失去了契约精神与国际信任的巴拿马，终将在孤立无援中走向发展的绝境，为自己的背信弃义付出沉重而持久的代价。

正如港澳平文章强调，中国政府维护包括香港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立场坚定不移，反对经济胁迫与霸道霸凌的立场坚定不移，对侵犯中国和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行径绝不会坐视不理。中国从来不会屈从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有足够的手段和工具、足够的实力和能力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公平公正。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企业家们，应该坚定地与国家站在一起，勇敢斗争，保家卫国。

（作者系立法会议员、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教联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