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梦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三）

何志平，与一众北大学子，就国家发展机遇、个人事业前途展开了多场深入的交流。（作者供图）

建立优秀人才库是“爱国者治港”的必要条件

文/何志平 龚亮容 李冠儒

龚亮容（香港青年，20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虽然“爱国者治港”的局面已初步形成，但治港的“爱国者人才梯队”仍然存在缺口。参考国内外训练与发掘人才的经验，治港人才也应当从学校开始培养，为“一国两制”事业储备管治人才。我们针对在京毕业的港澳学生回本地发展、人才识别及培养等问题，归纳了以下主要争议及问题：

龚亮容，20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作者供图）

一、校友组织难以担当青年人才培养工作

由于未系统地开展人才甄选系统，过去一直难以长期跟进与发展。而在内地高校毕业的港澳人才回到本地社会后，缺少联系，无法建立同温层，凝聚强大的社会网络。他们主要依赖各高校的校友会组织维持联系，只能把同校的人组织起来；再者，这些校友会多以较年长的校友负责，青年校友活跃度和归属感普遍不高。

二、现行管理未成系统，有待统筹

现时大多港澳学生在校期间，一般由学校的港澳台办或国际合作处等相关部门辅助他们生活学习。当地统战部门也会与部分港澳学生组织（主要是组织负责人）建立联系，以参访活动、联系工作为主要连结方式。可对于内地高校港澳人才培养，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未纳入系统的港澳人才培养工作板块。目前直接管理内地高校港澳学生的职能机构为教育部门，但同时也涉及多个业务相关的职能部门，尚未形成完善的统筹机制进行系统的培养指导。

三、与本地的人事举荐存在张力

与内地组织部人才甄选及举荐不同，港澳的管制人才储备以特区政府、本地社会举荐为主，主要依赖人才自身的自觉、学识和修为，尚未形成系统的培养制度。有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曾经提出建议，可以内地高校港澳学生作为未来管治人才池。若要使该建议得到落实，必须打通和理顺现有职能机构和本地政团、社团之间的沟通渠道。

综上所述，港澳实施的是行政主导制，需要一个庞大的人才库供特首组建团队之用，政府急需建立一套政治人才政策。建议以奖学金等拨尖计划作为手段，建立港澳管治人才库，并建立对应办公室与内地职能部门建立密切联系。现今香港正在开始走向“由治及兴”之路，建立一套吸引、培养管制人才的制度、体系，包括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让更多的有志之士能够进入政府人才库，从年轻时得到培养，从做事中得到成长，而且晋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让大家都明白上升的渠道和机遇。只有在吸纳后，进行评核、培养、培训等，才能够真正壮大治港人才队伍，真正做到“爱国者治港”。

何志平：

亮容的调研成果分享，让我瞬间想起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的历史三问：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他的言论至今让人振聋发聩！香港永远是祖国的一部分，“爱国者治港”，是历史的答案，是时代的答案，也是未来的答案。国家从来不是抽象的，爱国也从来不是抽象的。邓小平邓公早就对“爱国者的标准”有过经典论述，要“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大家都说香港“爱国者治港”的局面已初步形成，但我们从之前香港青年的国民教育、爱国主义，以及如何融入大湾区发展的讨论中，不难发现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9黑暴事件，反映了香港社会的严重撕裂。我一直强调，香港青年问题演变到今天，不是年轻人出了问题，而是香港出现了问题。法学教授田飞龙曾说：“回归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特区政府确实没能更多地通过政策保障、民生保障合理地去解决香港的社会民生问题，导致香港有很强的内生动力将经济民生议题政治化”。所以，今天的香港，已经不是能不能实现“爱国者治港”，而是需要“有能力的爱国者治港”！他们不仅要非常了解香港，更要充分地熟悉内地的政策，要把香港的实际问题、根本性问题放到“一国”的框架下解决。

香港回归26年来，治港者的能力有目共睹，都是非常尽职的执行者。但从思维、习惯以及意识形态上，却仍然还在以前朝的行政办法来应对处理回归后香港的新形势和新需求。正如亮容同学指出的那样，港澳特区是行政主导制，回归后又没有一套主导培养政治人才的系统计划。基本上是以公务员政务官群组为主干，民间政治团体争取上位而杂成的偶然组合格局。难怪不断会有批评云，缺乏合作精神和经验等等。如此这般，又枉论要求当政者有大国思维，理解明白何谓“国之大者”！

大家都渴望特区政府能够带领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在“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的制度内有效解决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我们期盼着香港青年辈出、力量凝聚，有更多的爱国者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培养更多的爱国者和青年治港才俊。这不仅需要时间的磨练和共享，更需要深入研究解决青年的跨时代和历史遗留问题。

当然，发掘培养“爱国者治港”人才梯队和“一国两制”事业储备管治人才非常重要，特区政府也在通过各项新举措招揽、引进全球精英。再次欢迎北大学子们到香港学习、工作、生活，来了香港，就是香港人！

李冠儒，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作者供图）

李冠儒（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在北大求学多年）：

有不少人提及要加强针对香港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然而讨论时对于港青的想法触及不多。目前，从事港青研究工作的多数国内外学者则各持己见。有内地学者的研究认为，是港英撤退时刻意蓄谋挑起矛盾，引导港青对现状不满。还有内地学者认为，是特区政府未及时在港开展国安教育，导致港青受“港独”荼毒。亦有观点指责特区政府放任港媒发布大量反内地报道，致使港青仇恨内地。而海外的学者则认为是长期忽视青年感受，导致青年们日益对社会不满；本地新旧争议“滚雪球”式累积，并在“修例风波”集中爆发等。

各方观点映射出鲜明的政治立场，持份者各取所需，但未能真正帮助港青。结果内地青年平常与香港同学相处得挺好，但一涉及香港政治就不知该如何交流。而港青也认为自己熟悉青年议题，不必听学者的高谈阔论。

何志平：

北大青年们深切关注港青问题，使我非常感动。作为一个回归后曾掌管香港公共文化的官员，我也在检讨自己做过些什么？从2014占中到2019黑暴，参与其中的90、00后，全是吃特区政府“奶水”、受回归后教育长大的新一代青年。是什么使得他们中间有些如此痛恨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物？甚至不惜侮辱国家、民族、自己祖先，乐当卖国贼与走狗，乃至以做汉奸为荣？

我认为，一个学生在每日生活当中，有1/3时间在校受老师教育，与同学交往；1/3时间在社会，与朋友聚会，感知传媒等公众信息；剩下的1/3时间在家，受父母身教及家风潜移默化。因此，学校、社会与家庭教育，环环相关。表面上，是部分青年闹事。实质上是周边若干老师校长、父母家长、朋友同学、传媒、前辈在背后支持，甚至默许、纵容他们越走越远的。青年的心态与叛逆文化，不仅是社会的事，历任政府教育官员、文化官员等都难辞其咎，700万港人也都有责任。

造就港青现有问题的，并不单单是这世代的问题。上一代的青年，是这一代的成人、父母、老师。这一代青年，也会是下一代的成人、家长、老师。他们会将现有的意识型态、心结芥蒂都带给下一代，不断传承、沉淀！因而，港青问题是跨世代问题，现在的问题源于上一代80后、90后青年问题没有被解决，没有和解！若要解决，必须把这一切置于香港的历史及制度发展之下讨论；要兼顾中国内地及香港全球性的特质，方能透彻了解香港人从殖民统治过渡至当家作主的心态及其发展脉络，从而寻求解决青年问题的真正办法。可惜香港既没有对前辈们在这片土地上开疆辟土的完整论述，也没有效传承滋润我们几千年中华文化文俗，更没有针对帝国主义殖民史迹进行去芜存菁的分析、检讨。

所以青年问题演变到今天，已不只是“颜色革命”，而是看不见硝烟的认知战、心理战、文化和价值观之争夺战！港青问题，就是香港本身的问题！问题不在青年身上，是需要整个香港共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