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梦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五）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原局长何志平，作为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的高级访问学者，与一众北大学子，就国家发展机遇、个人事业前途展开了多场深入的交流。（作者供图）

新时代如何重塑香港青年对内地的社会心理和正确认知

文/何志平 刘诗朗

刘诗朗（北京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现为香港赛马会管理培训生、元朗青年社区建设委员会委员）：

刘诗朗。（作者供图）

自2016年前往北京求学，已经度过了数年光景。作为一名内地港生，我不免会对国家民族和认同归属的论述进行很多思考和反思，渐渐“香港是中国的‘化外之民’”这一概念，成为我对香港一种深刻的印象。

香港回归二十余年，如何落实“第二次回归——人心回归”也成为了无数政治学者和爱国爱港人士积极探索的重要命题。长久以来，香港社会形成了对内地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框架，使得市民对国家存在误解、误读且迂腐的认知。这种稳定性来源于香港对西方的“自我殖民化”和“去祖国化”的过程。回归后的后殖民时代，香港社会需要面对“价值转向”，也就是从西方以外的知识转移到自身以及世界上。可惜，香港社会一直脱离不了西方文化基础，在社会传播上扩大了东西方对立，进一步强调了东方主义里面野蛮与文明的差异，蒙昧和启蒙的对立。香港社会失去了使用“辩证”思维的能力去理解世界，对世界的理解流于表面和单一。

“辩证”，是我在内地学习最大的收获。在学术上，内地高校不论专业，学生都必须学习东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政治、历史，以至于各种哲学命题，这个过程能全面的认知社会、历史和政治的相互逻辑，从中建立一种多变和开放的思维模式，对建立公民的社会性有很大的贡献。在生活上，学生必须学习体育项目，和同学同吃同住，从基层开始参与学生工作，也就是学习包容，不执着于自身眼界，放眼世界和尝试。还记得“修例风波”期间，我身在北京不乏受到来自香港同学的抨击，反之他们所鄙视的内地同胞，却能持平地问“他们背后是否有什么苦衷，是我们不了解的？”如何客观理解矛盾，保持积极社会态度，是香港社会迫切需要培养的精神和态度。从偏见到共识，在于尊重、谦逊和勇气。

何志平教授：

诗朗的思考和反思，甚至内心的呐喊和呼吁，正是我强调的香港青年对祖国从“接触”、“认识”，“了解”、“尊重”，到“认同”的整个过程。

时至今日，谁人真心为香港？是成日在媒体网络上诅咒国家、到处唱衰香港、跑到外国乞求干预的这群人？还是成天幻想着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等看香港街头出现“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的那些人？相信经过了近年种种暴乱，香港人得到了一定教训和反思，心中也有了真正的答案。2020年6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高票通过的香港国安法，可谓把香港问题的本质点破，直面解决矛盾；香港立法会7月6日三读并全票通过的《202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没有任何反对，意味着这部草案不仅代表了香港的意愿，更代表了国家意志。这是对香港过去混乱局势的终结，对大治的确定！

但新时代下香港未来究竟如何高质量发展、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掉队，如何重塑香港青年对内地的社会心理和正确认知？

我以为，首先，最根本的是回归后香港的政治正确, 就是国家观念、爱国护国不可置疑的立场。香港青年问题是香港的大政治，事关社会民生政治，也事关国家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需的粘合剂，它的作用不言而喻。小到市民态度公正，文明包容，避免使用一些冒犯及歧视他人的用词，不歧视内地人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大到特区政府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言辞必须同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对国家政策法规的理解非常正确、非常深入，执政策略、路线思路能站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为香港众多社会阶层谋求“两制之利”，从而加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长期利益。因为，政治正确是对历史的警醒，是对人性的教训，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的记忆。所以，香港的政治正确既涉及青年的去殖民化教育（国民教育），又体现在香港民生、爱国者治港实际能力、与中央互动能力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实现能力之上。

其次，需明晰了解港英殖民地150多年来的统治和本地的教育，都是要抹去香港人的政治观念、国民身份、民族意识和文化根基，造成与中国本体格格不入的香港本土文化和心态！其实历史上，香港并没有“禁区”，港深（广东与香港）之间从来也没有真正的边界，所谓禁区直至60多年前才出现。

1841年，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租借给英国。彼时内地与香港之间，依然没有边境管制，深圳河两边的居民可以自由往返。港英仅仅是将新界作为一个缓冲地带来对待。即便1949年新中国成立，两边居民照样享有自由往来的便利。香港人就是广东人，香港话就是广东话，香港的早茶，就是广东早茶——同根同源同种同文化，并不因为你住在深圳（宝安）而我住在香港有任何差别，也没有香港人内地人之分。

一直到了1951年，港英开始设立边境禁区，并陆续在深圳河以南竖立高高的铁丝网。1962年，将与深圳相连的地区全部纳入禁区，总面积2800公顷。自此，深圳河以及河以南的禁区成为香港与深圳之间的地理屏障，成为两地人员交流往来的屏障，并逐渐对一些港人心理产生微妙影响。也就是那时，香港才开始自成一隅，独自发展。所谓香港本土文化，也才开始出现。

从1960年代到1997年回归，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香港都视以不曾与中国内地交往为光荣，为“港英政治正确”。据说当时的香港人，如曾到过内地，或与内地有“深交”关系的，绝不能做港英政府的公务员，或警务人员！

印象中在回归的前几年，90年代初，有一港英政府的在任署长，因曾跟内地的一些官员接触，而被末代港督粗暴押离办公室，并即时革职！这事件连日成为新闻头条。立法局也即时开启紧急会议传召政府“铨叙司”（公务员事务）质问。末代港英政府高调的处理这个案，是杀一儆百的在回归前香港人和公务员意识中，种下“与内地人员不能沟通接触”的恶毒种子！类似事件的影响震慑下，香港的华人精英都以未到过中国内地且从未有内地交往关系和经历为傲！回归前后的多年中，中国内地便成为香港“高等”华人及华人精英，甚至一般青年学子们认知里与心灵上的“禁区”！

1997年香港回归后，深圳河边境的禁区并没有解禁。所以香港公务员的思维，也是一切只围绕深圳河以南的“一亩三分地”这个“井底”而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后来，香港不少智库、学者不断探讨香港回归后的出路，但大多对香港能够自己解决困境非常悲观，而他们得出的融入内地发展的观点又被某些固有的力量妖魔化，令社会对两地融合、通过国家资源解决香港问题避之不及。如果近年系列的暴乱事件，能够令社会各阶层有进一步脑洞大开的思考，香港方有希望。

其实，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打破地理上的禁区，而是要跳出思想的限制和禁锢！只有从后殖民意识的心理禁区走出来，我们才会发现大国之所大，明白何所谓“国之大者”，重新寻找中国香港人的自身价值和担当。

如何实现香港民心回归

文/何志平 李冠儒

今年，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内地考察团正式开展，是香港“由治及兴”的重大尝试。按照郑婉卿等港澳学者的研究，去过内地的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感，要较没去过的高不少，自然有助于增加香港青年与内地的联系。不过更重要的，是要检讨完善相关制度。

李冠儒。（作者供图）

李冠儒（香港青年，北京大学本硕博学生、另有东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双学位）：

为此，我与不少老师、家长以及学生交流。有不少同学反映自己去东江纵队纪念馆等地，导游用普通话介绍抗日历史，然而香港学生因普通话水平有限基本听不懂。还有不少同学表示自己对科技企业感兴趣，更希望目睹一些高科技商品，但在参访期间却只看到文字展览和PPT，未能参与科技产品应用与员工试操作等环节；也有住在西九龙高铁站的师生表示，部分学校被安排乘坐第一班高铁，却被要求必须前往学校集合后一同出发，所以5点多就要起床，缺乏公共交通工具安排。这些细节，不免减少“公民科”在人心回归层面的效果。此外，人心回归问题是跨世代问题，家长对内地考察团的顾忌与担忧远较学生多，例如担心内地过于“脏乱差”等，十分有必要针对家长就内地考察团开展说明工作。

另一值得探讨的话题是“国泰歧视案”，当时香港与内地均有很多媒体报道更多类似的歧视事件，也有批评说这是哗众取宠、煽动仇恨与对立。当时的内地人，一般批判国泰航空员工服务态度恶劣，质疑此外的许多港人也对内地人有偏见。但香港社会里也有很多人对最终处理结果感到不满，置之不理的话不利于民心回归，也妨碍两地相互理解。

具体来说，有港人认为两地反歧视机制上不对等，质问“自己若在内地因说广东话而被歧视，似乎没有类似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的组织”；也有港人反映香港强调隐私，表示本地法律充分重视隐私权。在事件爆发后就有部分香港市民质疑，内地投诉人的录音不具备合法性，并强调若港人录音后在网络上煽风点火，很可能引侵犯个人私隐而被追究责任。还有人反映，内地媒体评价该事件有“上纲上线”及“双重标准”的嫌疑，容易制造一种“内地人对、香港人错”的政治正确。目前该事件已告一段落，但还需检讨如何让两地人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例如在隐私话题上，港人亦需理解在缺乏录音的情况下内地旅客难以自证被歧视等问题，否则难以实现真正的人心回归。

何志平教授：

冠儒了解到的上述相关的具体问题，虽然只是冰山的一小角，其实就是自中央近年提出香港要解决“深层次问题”以来，香港各界一直所争论不休的话题：香港与内地的隔阂，以至心灵上的对立，感情及行为上的分野。我以为更进一步来说，就是涉及文化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问题。这意味着，不能单纯关注香港的“政治回归”，还要从文化层面来关注“人心回归”。

我在2002年上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伊始，就曾拚命推广青年国民教育及两地系列交流活动，冀望凭借加强香港人与内地同辈的交往，从而增进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识、了解、尊重和感情，以致达到人心的真正回归。可惜那时正值回归初期，旧日殖民气氛笼罩浓郁，各种阻碍重重，各界关注焦点也全然不在此上。如今香港几逢危机、痛定思痛下，大家开始认真反思人心回归、文化融合，无异前进了一大步。然而人心问题涉及价值、信仰、意义、认同，乃至情感以及由此奠定政治活动的正当性问题。香港本土人在英国长达150多年的“去中国化”殖民教育荼毒控制下，只有现实主义，鲜有国家概念和民族意识。

特别是港英统治最后的四十多年（1950-1997），潜在的文化政策就是把“香港人”和“中国人”两个身份分隔开，越远越鲜明越好；就是香港人在香港的居民身份，和香港人在中国的国民身份之间，划下鸿沟！同时也积极培养本地人的“大香港主义”，让其自以为是的骄傲，充满优越感和排斥外地人的小岛心态。多年前，在香港刚刚回归不久，我被访问时提及有没有一些增强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且立竿见影的具体举措时，马上想到身份证！

身份证是作为一国公民身份认同的非常重要的象征，普通香港人既有香港身份证，也可以有往返内地的通行证，俗称“回乡证”。我曾经持续进行一个调查，问有多少香港青年拥有回乡证？答案是1/3，有时候是25%。为什么会这样？没有回乡证就不能回内地，又如何鼓励这帮青年接触内地、认识国情？现在香港人申请回乡证，需要前往中国旅行社申请并付费办理。这就很怪异，为什么香港人可以免费申请成人身份证，但作为中国人证明的回乡证却要付钱后才能办理？特区政府负责承担为港人发放香港身份证的全部费用，为何不可负担为香港青年发放的回乡证费用？因此，特区政府完全可以考虑在香港青年满18岁时，免费发放回乡证，证明其中国人的身份，甚至可让爱国团体募捐筹办，免费给他们提供往返广州或家乡和香港的火车票，让他们有一个身份、有一个途径去接触祖国，进而潜移默化地加强血脉身份的认同。此中，更重要的是能找到直接接触香港青年的方法。

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筹办了很多新潮舞会、大型暑期活动，只为契合当时青年发泄精力的需要。如今21世纪，我们仍需举办舞会来讨好青年？还是以为不断成立各种青年组织，就可以了解他们的内心状态？其实，只要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学懂放低身段，以一种非家长式口吻，用青年之间流行的语言，去讲他们听得懂的道理，让香港的青年们自觉尊重自己的中国国民身份，这才是真正地迈出民心回归重要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