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印度與西方有共同的價值觀嗎？

加拿大早前指控印度方面參與殺害加拿大籍錫克教領袖尼賈爾（Hardeep Singh Nijjar），引發兩國外交爭端。

文 | 田飛龍

在美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中，民主與威權的對立是一種顯著的意識形態話術。與美國親近的國家，經常以「民主價值觀」作為通關明碼，似乎只要「民主」了，就是與美國心靈相通了。印度也一直標榜自己是民主國家，與西方有着「共同價值觀」。印度利用這種表面的「共同價值觀」為其國家利益和國際戰略服務。但近期爆出的印度涉嫌跨國殺害錫克教領袖尼賈爾的衝突事件，卻充分暴露了印度與美西方的「價值觀距離」，所謂「共同價值觀」的規範基礎並不牢固，甚至對立。

印度是一個國家整合並未完成的政治體，也是在憲法秩序與國際政治上不夠成熟的政治體，這裏存在多重複雜的歷史與現實因素：其一，現代印度脫胎於大英帝國殖民體系，其非殖民化與印巴分治導致其國家建構處於不牢固的歷史基礎和認同基礎之上；其二，印度1947年建國以來，實行過國大黨的世俗多元主義憲法路線，試圖整合內部多元族群和不同信仰群體，但沒有成功；其三，印度國家性格存在歷史認同的碎片化、宗教認同的內在衝突與對殖民帝國的機械模仿，這些相互有張力的因素干擾着印度國家建構的方向和路徑；其四，莫迪主義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導致對穆斯林、錫克教等不同宗教群體的歧視和壓迫，造成了內部的分離主義運動；其五，印度作為東方文化大國和地緣政治大國，存在地區霸權主義和對西方體系的依賴性，無法有效融入亞洲共同體；其六，印度以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造成地區安全環境和國際穩定性的惡化，也造成印度在國際政治中的機會主義性格和策略。

此次錫克教衝突事件，暴露出印度在價值觀與國際政治行為上和西方體系的規範性差異：其一，印度世俗憲法外表下潛藏着「印度教國家」的帝國化內核與政治演變趨勢，政教關係不同於西方的政教分離模式，其實際法律與政策管理中的宗教歧視取向不符合西方價值觀；其二，印度對文明復興與地區霸權的追求超乎尋常，不僅在亞洲區域造成威脅，更是對美西方體系造成一定的衝擊，美西方對印度必然採取既拉攏又防範的綜合策略；其三，印度跨國刺殺錫克教領袖，直接侵犯了加拿大司法主權和西方的基本人權價值觀，開創了反噬西方價值的先例，不管最終處理結果如何，都在印度與西方體系之間造成了價值撕裂；其四，印度對國家統一的訴求有合法性與合理性，但無法取得包括加拿大在內的西方國家的完全政治支持，後者對選舉政治的依賴性及言論自由的價值賦重，與印度政治文化存在較大差異；其五，印度在國際政治中的機會主義和利益導向，與西方要求的「共同價值觀」及盟友行為規範之間存在較大落差，印度很難被西方完全信任並接納為忠實的一員。

錫克教分離主義，又稱為「卡利斯坦運動」，有着複雜的歷史根源和政治對立的傳統因素。錫克教是介乎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一神教，歷史上曾建立獨立國家，但在英國殖民和印巴分治的長期歷史中喪失了政治獨立建國的機會。印度建國後對錫克教的壓迫政策，特別是1984年印度政府的「藍星運動」，造成錫克教徒與印度政府之間的長期仇殺狀態。印度政府全力打壓錫克教徒的「卡利斯坦」獨立運動，激發後者在國際空間展開社區建構和政治遊說，並在印度內部的旁遮普邦策劃分離事件。印度政府的民族與宗教不寬容，以及錫克教歷史性的獨立運動，造成印度對美西方的多次指責，認為美西方為錫克教獨立運動提供了活動空間和保護傘。此次被刺殺的尼賈爾就是移民加拿大的錫克教社區領袖，從事「卡利斯坦」建國運動並頗具影響力。   

事實上，西方對非西方國家的分離勢力通常都採取縱容策略，這既與西方的民主價值觀有關，也與西方對非西方國家之反對勢力的政治扶持和利用有關。但西方對自己的真正盟友的分離運動卻是堅決拒斥的，比如美國和歐盟對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分離運動，就以法治的名義支持西班牙政府的秩序管治行動和鎮壓行動。在西方盟友圈層中，印度不是核心，只是「週邊」，這對印度是一種政治排斥和差別待遇，此次事件再次印證了這一點。

基於印度對美西方的戰略價值特別是在美國「印太體系」中的地區支點意義，印度與加拿大之間的錫克教衝突最終很可能在美國調解下實行暫時和解，但這並不意味着印度被西方在價值觀上接受。可以預料，印度越是發展自己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和地區霸權主義，被歧視和壓制的印度內部穆斯林群體和錫克教群體就越是會從內部反抗印度的民族與宗教壓迫政策，以及在國際空間從事獨立社區建構和政治遊說。而基於選舉政治和民主價值觀，以及西方對印度作為盟友地位的「周邊」設定，印度國家建構過程必然會與西方體系之間產生進一步的碰撞和衝突，而西方是否會一直保持容忍策略，或者採取兩面手法，我們都需要進行進一步的審慎觀察和分析。

這一衝突事件表明：其一，印度與西方的「共同價值觀」更多是一種表面宣示，是機會主義的策略表達，不是建立在真實與可持續的價值認同基礎上；其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政治化，將導致印度不僅與西方存在價值衝突，更可能與周邊國家形成對抗態勢；其三，對於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而言，內部民族治理的「共同體化」優於「大民族主義」或「單一宗教化」，而外部空間對於離散的分離主義社群的控制和對沖，暗殺不是有效手段，更不是可為外部空間接受的正面價值行為。印度未來的國家建構、國族整合及與西方體系的價值互動，仍會面臨來自所謂「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嚴峻挑戰。印度與西方享有「共同價值觀」，只是一種國際政治的「價值統戰」宣示，具有表面符號性，遠非一種價值事實和世界體系的規範存在。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