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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大湾区应当成为“对内开放”的典范

放宽限制,成立联盟,合作办学,开放免签,文旅融合……代表委员们的这些献策建言,都指向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开放合作,尤其是对内的开放、融通、合作。总而言之,对内开放合作,必须是全方位的开放合作。大湾区应当成为对内开放合作的典范。

文︱徐迅雷

A

两会正当时,开放喜催诗。

280多位来自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赴京参会。

2024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五周年。参加全国两会的粤港澳三地的代表委员,共话大湾区发展,为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言献策。(详见3月8日《广州日报》等媒体报道)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建议,允许粤港跨境私家车选择口岸,“在相关措施的基础上,逐步放宽所有道路过境通道的通行限制,允许不同口岸的粤港跨境私家车自由选择口岸通行,实现全面互通,并提升口岸使用率”。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副主席、民盟深圳市委会主委吴以环认为,“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主阵地,未来产业决定产业未来”,建议制定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未来产业创新网络计划》,支持广东、香港、澳门共同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政产学研用资联盟”,以基础研究、技术攻关、落地应用、产业升级驱动新质生产力;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共享学科资源和研究设施。

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朱鼎健提出,大湾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文旅产业在大战略和大品牌上的“湾区一盘棋”,建议将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打造成面向世界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大湾区有着中国最多、最密集的侨乡,建议试点针对海外华人更加开放的免签政策,将大湾区打造为广泛吸引海外华人的寻根之地。

全国政协常委、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副会长何润生说,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高铁、城际、地铁、高速路等交通网络越织越密,“一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澳门定位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琴澳旅游资源优势互补的关系日益突显。为更好整合琴澳的旅游资源,我多次提议推动更多的琴澳海上旅游产品发展,相信未来能够进一步深化琴澳文旅的融合进程。”

放宽限制,成立联盟,合作办学,开放免签,文旅融合……代表委员们的这些献策建言,都指向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开放合作,尤其是对内的开放、融通、合作。

开放才有朝气,合作洋溢春意。

B

自2024年3月1日0时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封关运行,实施“境内关外”的管理模式,加速构建“琴澳一体化”高水平开放新体系。横琴约有106平方公里面积与32.9平方公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现“一线”并入,内地过横琴将成为“二线”入关。

原本属于“弹丸之地”的澳门,实际可运作地盘猛然扩大近3倍,腾挪发展的空间大了。这意味着过去百年形成“一枝独大”的博彩业,在推动其实质性转型、多元化发展有了新“筹码”;意味着将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更好地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大局。

“封关运行”,却是开放合作。“琴澳一体化”是“对内开放”、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典例,是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开放性的举措。横琴借助封关运行,能够更好地发挥“离岸”功能优势,从全球产业格局变化和产业发展趋势入手,借助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构建“类自由港”,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横琴”这把特殊的“琴”,要奏出开放合作、面向未来的时代强音。

当然,“深度合作区”的合作要真正做深做透,是任重道远的工作,有大量的具体事务要一步步做好。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银行公会主席叶兆佳,今次提交了《提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营商环境,构建民商事规则衔接澳门、接轨国际的制度体系》的提案,建议参考国际经验或参照内地海南的做法,从全国人大层面制定合作区涵盖经济金融等领域的民商事法律制度;或参考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经验,通过全国人大授权广东省或者横琴,提升地方的立法权限,推动构建与澳门衔接、国际接轨的民商事规则体系。

新的范式,摸着石头过河。定当在加快构建民商事规则衔接澳门、接轨国际的制度体系下,赋予合作区更大程度的涉澳法治创新权,在法治建设方面探索新模式,从而进一步促进琴澳要素便捷流动,实现政策通、民生通、要素通、服务通,加速一体化进程,加快构建一体化开放新高地。

从“湾区凭海阔”出发,一步步走向“潮涌万象新”。

C

事实上,无论是“长三角一体化”,还是大湾区的融合发展,都是对内开放的非凡举措,两地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更多联通合作。

2024年,是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第二个五年的开局之年。一个好消息是,3月2日,连接上海、苏州、湖州等城市的快速铁路通道——沪苏湖铁路开始全线铺轨。好多人可能想不到,之前这一带不仅地理海拔低,而且是跨越两省一市的“交通洼地”,与“长三角一体化”很不相称。

3月7日,笔者所在的《杭州日报》刊发“两会声音”《代表委员热议“长三角一体化”》,综合报道了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代表委员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政协副主席王丽萍提交提案,建议早日启动沪甬跨海通道规划建设,尽快明确通道的规划线位,协调解决建设标准模式、登陆地点、接入枢纽方案、建设时序等问题;该跨海通道涉及沪浙(甬)两地,包括公路和铁路建设,“首先要建立部省市跨海通道联合推进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权衡认为,当前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逐步进入了“深水区”,未来会接连碰到“硬骨头”,需要不断突破现有体制障碍、机制瓶颈;建议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技术创新和突破开展联合攻关。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工商联主席蒋立建议,在创新协同上,加快创新资源整合和科技成果跨区域流动,推进创新平台区域共享、联合开放。

这里的“联合推进”“联合攻关”“联合开放”,本质上也是“对内开放”。如何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取得新的重大突破?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一揽子规划”,概而言之就是“对内开放”。

其实,大湾区的“硬联通”和“软联通”做得越来越好,是长三角的“他山之石”,值得学习借鉴。

D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内部开放、解除限制、相互合作,极其重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内部开放是外部开放的基础,内部的开放性决定了外部开放性,内部开放动力越足,外部开放的动力就越强劲。

“高水平开放不仅仅要适用于对外开放,更需要首先适用于对内开放。”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曾在2023年第4届新时代沿边开放论坛上,直指“中国对内开放的程度远远不够”:“很多年来,尽管我们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开放,但一执行便困难重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内开放程度不足。”

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中,“开放型”包括了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如果对内开放相对不足,那必然会制约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比如,地区之间假如存在互不协调的“非一体化竞争”,就会影响地区之间按照现代产业链的要求进行分工协作,影响构建世界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群,那就意味着对内开放程度不够。所以,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同时以对内开放促进对外开放。

若说改革都有“阵痛期”,那么开放则是多为“舒适区”。大到实施“琴澳一体化”,小到香港高铁西九龙站往返深圳福田站今后可当日免费改乘3次,带来的都是让人心情舒畅的美好。而封闭的、不开放的境况,才让人难受。那么,需要具体考察一下,对内开放如今做得怎么样了。

对内开放,微观层面做得如何?微观层面的对内开放,是要对本国国民的开放,要放开、释放、解除限制等,比如高校大门的敞开。新冠疫情之后,内地不少高校继续搞“封闭”,门一关,家天下。不久前,北京大学副教授李植一篇推文刷屏,他记录了自己“跨栏”进入学校、和保安上演一场“追赶大赛”,他呼吁北大打开大门。而在2008年之前,北大是完全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如今上下班高峰时,闸机前常常排起长队。是啊,“好大学没围墙”,大门的“封闭”,昭示着思想的封闭,远离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远离了朝气蓬勃、大气开放。

对内开放,中观层面做得如何?中观层面的对内开放,是要尽可能解除对行业、地区的不必要的管制;要对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解除民营企业的竞争束缚;要约束政府行政垄断或国企垄断的行为,实行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要减少地区间的开放歧视和不均衡现象。世界银行早就发现,中国各个省之间的贸易远远低于各个省和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贸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远远高于对内开放。而长三角一体化、大湾区融合发展,都是地区间开放合作的正确路径和方向。

对内开放,宏观层面做得如何?宏观层面的对内开放,是制度型开放,是向外国人打开国门、放松经济限制的同时,要充分赋予国内经济自由发展和市场选择的权利。要相信市场的力量,要彻底摈弃计划思维、计划经济“路径依赖”和惯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改革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发展一定要坚持对内、对外都开放,否则,就有越改越倒退的风险,开放也会变成一句口号。

陈旧的计划经济,无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早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市场的效率高于计划的效率。

总体来看:集权是封闭的,放权是开放的;计划经济是封闭的,市场经济是开放的;国有经济是封闭的,民营企业是开放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封闭,地方撤掉篱笆是开放。

无论如何,大湾区和长三角都应走在对内开放的前列。

E

开放的本质是合作,开放的具象是放开,不论对外对内,都是如此。

唯有开放合作、合作开放,才能事半功倍。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硬联通”,还是规则机制对接的“软联通”,能通则通、能合则合,这样才能赢得“心联通”。

比如,大湾区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就是重要的合作。《人民政协报》3月5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经民联执委胡剑江说,“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4年位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第二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到2035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数字经济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可成为湾区协同发展创新的着力点。

而对人才的开放,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对大湾区人才敞开怀抱,欢迎香港澳门的大学生,格力对他们都是开放的;而且格力每年招进来几千名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躺平的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说,“我成为大湾区律师‘001号’后,首次进行的网上开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可以坐在自己香港的办公室直接与广州法庭的审理工作同步展开,而且效率惊人。”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人才高地,汇集了法律、金融、科研、医疗等多个重要领域的高水平专业人才;粤港澳大湾区共同推动人才政策“软联通”,让粤港澳合力构筑起“人才湾区”。

有合作才有“集群”。无论是科技集群,还是产业集群,还是人才集群,皆是如此,都离不开开放、联通、融合、合作。

总而言之,对内开放合作,必须是全方位的开放合作。大湾区应当成为对内开放合作的典范。

要深化对内对外开放,以开放促发展;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越开放,越发展;越发展,越需要进一步开放;只有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地不断扩大对内开放,才能不断扩大内需、促进发展,从而赢得未来。

(作者系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

责任编辑:D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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