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平：香港财政改革何以破釜沉舟？

文 | 何志平

特区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出台,进一步引起香港经济改革的关注,这是事关巩固特区政府财政实力,推动香港经济更快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选择。改革就是改变旧制度、旧事务,包括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改良革新,香港如何改革,值得所有人深思。

回看当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的启迪和教训也总是让我们受益匪浅。香港今天的繁荣稳定来之不易,香港今日的局面来之不易,香港回归近二十八年所取得的成就更来之不易,香港经济改革如何从过去走来、映照着当下、向未来奔去?

“无为而治”累积痼疾

因着隔壁的竞争对手新加坡,2024财年库房“水浸”,全民“派钱派糖”,有人呼吁香港向新加坡学习。笔者不以为然,新加坡经济是典型的“大政府小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之下的“藏富于国”,与香港以往奉行的“小政府大市场”理财原则下的“藏富于商”与“藏富于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截至目前,新加坡的GDP是香港的1.7倍,其人均GDP也高于香港,但新加坡人平均都好像并不富有。原因在于新加坡赚大钱的永远都是政府和国家公司,不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国家有大量的外汇和储备,可每年派钱。香港从港英管治时期开始,主旨就是全力保障英商赚大钱,政府必须向商人让利,也就是“藏富于商”,是英国隐形的财政汲取渠道!

后来又要确保英商以及英国的华人代理人发达富裕,造就了本地财阀和华人的贵族精英,政府穷,市民企业富,称之“藏富于民”,这样香港既能为英国商业利益持续输血,又不致因过度掠夺影响其商业价值。每当港英政府遭遇财务困难,都能去找英商,或亲政府的慈善组织如马会、东华三院等,出手摆平,那是官商合作的默契时代。那时的英商(如渣甸、怡和和汇丰),都有代表坐镇在港英行政机构之内。

回归后,各大商家唯恐被冠上官商勾结的罪名,对特区政府敬而远之。近年来,只有和特区政府交往密切频繁的非牟利机构如香港赛马会等,能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时刻发挥作用。

港英政府施行“无为而治”,政府主要工作就是协调,不投入,不投资,不在“租借来的地方”做长久而带不走的建设。港英政府尽量不承担任何开支和责任。一般而言,政府开支历来都有不明文的约束,基本控制在本地生产总值的20%之下或左右。为应对可能的危机,政府财政储备应保留有18个月的开支费用才算安全稳妥!有必须上马的大建设或大项目时,港英政府便会找友好商企,通过招标,授予专利和特别经营权,给听话的商界伙伴赚钱的机会;或假手于慈善组织,透过资助、津贴及政治鼓励,来代替政府回应民间的需求。港英政府的理财原则总结起来就是用公权力,出政策支持,出关系,付钞是不太可能的!正如1967年殖民地部备忘录所言:“香港如同精心培育的奶牛,既需喂草挤奶,更要保持其产奶能力。”

不惧干扰 着眼长远

这种特殊的管治思维和手法给香港带来深远影响。如今香港面临的一些挑战,我们要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财政困难,更要看到过去几十年复杂的政治、经济运作留下的痼疾弊端,其中因素盘根错节,不是一朝一夕间形成,并长期累积,造成今天的状况。要打破这种困局,绝对不是靠一时的节流就能立马解决,而需要创新改革。

例如,特区政府要开源,就意味着重新调整利益,必然牵涉社会各阶层的博弈,难免会引起更多争论。如今香港需要的不仅是平衡节流开源的关系,根本问题是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如何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再定位。

特区政府如何观史知今思进退,谋定而后动,如何开展破釜沉舟、破格创新的改革,取决于怎样理解“一国两制”新阶段的要求,取决于特区政府与全港市民万众一心,全力突破既有体制的局限,不惧外部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干扰,不计较一时得失,着眼长远发展,方能涅槃重生,赢得更美好未来。

(作者系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