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欢｜香港未来如何重塑劳动市场结构？

政府应将外劳政策与再培训体系深度结合，构建“引水—蓄水”的劳动力长效机制。

文｜江玉欢

香港正处于劳动市场结构性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研究报告推算，本港三年后将欠缺18万名劳工。随着少子化趋势加剧，不少行业将面临青黄不接，势必阻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在纾解行业燃眉之急与保障本地劳工权益间取得平衡，并透过强化再培训体系应对产业升级，将成为考验城市治理智慧的重要课题。

输入外劳无疑是解决劳工短缺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但其对本地劳工就业处境的影响不容忽视。2023年9月“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出后，“餐饮服务业”及“零售业”的失业率，分别由4.4％及3.5％升至2025年2月的5.0％及3.9％，远较整体失业率3.2％为高。建造业同样影响显著，例如搭棚工人的日薪从输入外劳前的一千多元降至八百多元。部分中小企为节省成本更倾向聘用外劳，导致本地工人为求生计不得不降低薪酬要求或转做兼职。

这种现象并非香港独有。一海之隔的澳门自1988年引入外劳应对工业与博彩业扩张需求，外劳规模从3万增至18万名。然而，大量外劳涌澳加剧本地就业压力，更有一些企业透过虚假招聘制造“请人难”的假象，以申请更多外劳配额。目前澳门仅职业司机及荷官岗位禁止输入外劳，变相局限了本地居民的职业选择和发展空间。

上述案例正正反映了平衡本地劳工权益的重要性。输入外劳虽能解燃眉之急，但若缺乏长远规划与监管，则可能冲击本地劳动市场生态，对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输入外劳应视为一种“过渡性”措施，用以填补短期人力缺口，而非解决劳动力问题的终极方案。为避免打乱本地劳动市场平衡，政府应深入研究本地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因应市况及供求变化灵活调整外劳配额，并制定清晰的退场机制，确保政策不对本地劳工造成长期压力。政府亦可借镜新加坡的“分级外劳税制度”，既缓解基础行业人力短缺，又保障高增值行业本地就业，同时收窄本地劳工与外劳的薪酬差异，促进就业市场健康发展。

更重要的是，外劳政策与本地再培训体系并非独立运行，而应相辅相成。若本地劳工的技能跟不上产业升级的步伐，长期依赖外劳将导致劳动力结构固化，进一步加剧本地劳工的边缘化。因此，政府应将外劳政策与再培训体系深度结合，构建一套“引水—蓄水”的长效解决机制。

此外，本港的再培训计划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未来，应聚焦于提升课程的就业导向、强化实务性教学及引入动态优化机制，更有效帮助本地劳工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为劳动市场注入活力。以新加坡为例，其再培训计划涵盖AI、数字经济等高增长领域，为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为40岁以上公民提供高额补贴以激励中年劳工进修，并向离职进修人士发放薪金补贴，显著提高其进修积极性。香港若能借鉴相关经验，全面优化再培训体系，将不仅能应对外劳政策带来的挑战，更是提升本地劳动力竞争力的长远之计。

总结而言，输入人力措施不应仅仅止步于短期需求的填补，而应成为驱动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的杠杆。同时，强化再培训体系的实用性与认受性，为本地劳工创造更具竞争力的就业条件，实现“外劳补位”与“内生升级”的双赢，才是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作者为立法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