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将中国当作头号对手 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

文｜刘兆佳

特朗普在其第一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经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必须遏制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如果不能打败中国，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宏伟目标和承诺便如同镜花水月。其实，美国的小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才是第一个把中国界定为“战略对手”的美国总统，但他却没有付诸行动，反而更积极推行与中国的“交往”（engagement）政策。相反，为了遏制和打击中国，特朗普在其第一届任期内向中国发动猛烈程度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严重损害了两国的关系，而两国的关系又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而雪上加霜。

中国有效反制美霸凌行径

事实上，从十多年前开始，美国朝野对是否应该继续维持“交往”政策已经开始质疑，而要求与中国“脱离交往”（disengagement）乃至“脱钩”（decoupling）的声音则越来越响亮。今天，仍然支持继续实行“交往”政策的美国人甚少。从政治角度看，特朗普不过是“顺应”美国的精英与人民的“民意”而已。特朗普第一届总统任期结束后，其继任人拜登（Biden）不但继承了他的对华“脱离交往”政策，而且更推出“小院高墙”政策，加大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力度，特别在芯片的设计和制造方面。不过，由于中美经济深度融合，而中国又采取了有效的反制手段，迫使美国不得不节节退让。

所以，虽然特朗普和拜登对中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对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损害，但却促使中国加大力度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推动国内尖端科技的发展、强化国防力量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从而大幅和全面降低了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并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反制美国霸凌行径上的实力。俄乌战争发生后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种种“终极”制裁更坚定了中国持续削减对美国“依赖”、防止被美国裹胁的决心。

特朗普在今年再度成为美国总统后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有增无减，而其内阁的主要成员则绝大多数是“对华超级鹰派”分子。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中国当成了“头号战略对手”，而遏制和孤立中国则成为了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和优先考虑。无疑，在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中，“中国因素”颇为明显。然而，时至今天，尽管美国仍然不断对中国作出军事恫吓，加大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其军方更扬言会为了“保卫”台湾而不惜与中国开战，但美国早已不具备在军事上战胜中国的能力，甚至战败的可能性更大，所以通过军事打击来遏制中国的崛起不再是美国的选项。以此之故，特朗普政府倾向在非军事领域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打压。

下面是相关手段中的荦荦大者。

首先，特朗普上任伊始，便急不及待发动一场凌厉和史无前例的全球关税战。其关税战的矛头虽然指向大部分国家，但实际上其首要打击对象是中国，对此特朗普政府亦毫不掩饰。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向中国货品疯狂加征关税以迫使中国向美国在经贸和金融领域乃至中国的发展模式上作大幅让步，另方面则希望以关税为武器强迫其他国家减少或断绝与中国的经济来往，迫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美国和其他与美国友好的国家。特朗普显然相信美国的庞大国内市场和美元霸权是能够在经济上打垮中国的撒手锏。

第二，特朗普变本加厉对中国进行科技封锁，比如严厉限制美国、外国和台湾地区企业向中国大陆出售先进芯片和制造芯片的软件与机器、禁止美国企业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投资、阻止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售先进飞机引擎、禁止中国企业投资于美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的科技巨头华为实施全球性打压和封锁等。

第三，为了在科技上遏制中国，特朗普对美国的华裔学者和科学家进行各种威吓与打击，试图断绝他们与中国在科技上的合作，防止美国的高科技流向中国。特朗普又试图大幅减少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人数，尤其减少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的高科技学系的机会。特朗普也不鼓励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在学术和人员上的交流和合作。

第四，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特朗普明确要求其北约盟友、日本和韩国大幅增加军费开支，让他们减少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从而令美国得以集中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特朗普对美国的盟友已有的安全承诺采取模糊方式处理，明示和暗示美国不一定会出兵保卫他们的安全。为了迫使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美国甚至威胁会退出北约或者表示不一定遵守北约协议第5条有关集体防御的条款以及威吓向欧盟国家加征巨额关税。

美高估自身实力影响力

第五，为了应对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趋势，特朗普的对策不是要加强美国在那些国际机构中的存在和地位，反而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退出或威胁退出那些机构、减少对其资助，以及阻挠其运作而削弱或打击它们。比如，美国长期拖欠对联合国应交的费用、美国索性退出那些其认为“偏帮”中国的国际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以及那些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协议比如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美国瘫痪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制从而让其不能够制止美国的贸易霸凌行为等。

第六，为了实现全面遏制中国的目的，特朗普甚至不惜违反国际法关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规定而向其他国家提出领土要求，包括要求加拿大“自愿”放弃其独立国家地位而成为美国第51个州、威胁不排除使用武力夺取丹麦的属土格陵兰、提出要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以及美国纵容以色列攻击伊朗并派遣B－2轰炸机袭击伊朗的核设施。特朗普提出的理由包括：美国可以在格陵兰更快得知中国射向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并及早做出防卫、美国在取得加拿大后可以进一步强化美国在西半球的实力并让其更有能力对付中国、美国取得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后可以对中国的航运、造船和国际贸易进行严厉打击、美国需要通过打击中国在中东的“好朋友”伊朗的实力来削弱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第七，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美国意图减少在亚太地区以外地区的战略承担。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总统任期内已经明确表示要从阿富汗撤军，此举后来由拜登仓卒和混乱地完成。特朗普开启其第二届总统任期后不久便马上甩开其欧洲盟友和乌克兰直接与俄罗斯谈判结束俄乌冲突事宜，让美国得以从俄乌冲突中抽身而出，避免进一步泥足深陷，即使如此一来背弃了美国过去对乌克兰曾经作出的承诺和削弱美国的国际声誉和信用亦在所不惜。但与此同时，美国又逼迫乌克兰向美国廉价出让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但又不让美国的盟友分一杯羹。特朗普在其第一任任期内积极推动一些阿拉伯国家比如阿联酋和摩洛哥与以色列签署一系列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推动彼此关系正常化来稳定中东地区的局势，让美国得以减少在中东的军事投入和承担。在其第二任任期内，特朗普尤其希望沙特阿拉伯能够与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协议，从而强化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继而中断它们与中国关系不断改善的趋势。

第八，即便美国不愿意也不敢与中国开战，但为了威吓中国和维持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优势”，特朗普不惜在美国国债负担越来越沉重、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恶劣环境下仍然在美国国会强行通过所谓“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其中军费开支极为庞大，而涉及民生福利与科技研究的开支则大幅减少。

由此可见，“中国因素”在美国的内政和外交中极为明显。然而，客观而言，特朗普的各种遏制、打击和孤立中国的各种不理性和不实际的政策不但不会达到阻止中国持续崛起的目标，也不会让美国再度伟大，反而会加快中国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以及会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诚然，中国也要因为特朗普的遏华政策而承受巨大压力，但特朗普的倒行逆施反而会激发中国举国上下的团结和斗志，为中国注入更澎湃的发展动力。

首先，自从十年前特朗普向中国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后，中国早已不断强化各方面的政策与部署、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和大幅提升对美国的反制能力。无论是“一带一路”的推进、金砖国家的扩容、军事和尖端科技的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内需在经济增长上的比重的提高、外交工作的开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朗普在今年对中国发动的关税战和科技战其实暴露了美国对中国国力的严重误判、对中国的反制能力的严重低估和对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的严重错判、尤其对美国的真实实力的过高估计。中国的各种反制尤其对稀土和关键矿物的出口管制对美国和经济、高科技和军工企业造成美国难以承受的冲击。结果是：美国在其挑起的关税战和科技战中节节败退，不得不撤回其大部分对中国的制裁来换取中国对美国撤销部分制裁。美国的战略失误让特朗普认识到对中国发动经济战争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第二，中国在对美的关税战和科技战中取得胜利，大大鼓舞了其他国家“挺起腰杆”应对美国的霸凌霸道行径。中国的胜利证明了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能够睥睨一切、呼风唤雨的美国，而是一个试图扭转其衰落过程的夕阳霸权。当然，由于美国仍然拥有庞大国内市场，而美元也仍然是重要的国际货币，其他国家不得不对其苛索作出一定的让步或者虚与委蛇，但却肯定不会过度牺牲其根本利益，更不会容许因为政府对美国过度退让而引发国内政治动荡。更重要的是，与美国相比，中国是更多国家的首要贸易伙伴。

中国市场不断对外开放，而美国市场则因为保护主义不断抬头而收缩。在权衡利害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顶住美国的压力而继续维持与中国的经贸往还。长远而言，即便在形格势禁下一些国家不得不向美国低头，但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越来越多国家将会加强与美国以外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而拥有庞大市场和发展潜力的中国则肯定是他们首选的合作对象。可以说，美国的行为是以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来换取短期的利益。

自毁“自由国际秩序”

第三，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各国挥舞关税大棒、肆意损害别国利益，严重破坏美国一手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和游戏规则。肆无忌惮地觊觎别国的领土，倾向用武力解决问题、树立“强权就是公理”（Might is Right）和恃强凌弱的新规则，以及其朝令夕改和变幻莫测的施政方式，严重透支美国的声誉和信用，并在全世界注入大量的不确定性。一些美国学者甚至形容美国已经沦为“无赖国家”（Rogue State）。美国在全球的“软实力”已经所馀无几，难以发挥团结各国联手遏制中国的领导作用。

第四，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承诺越来越不可靠。有条件的国家纷纷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务求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在其他国家比如欧洲国家不断提升其防卫能力后，他们的“战略自主”程度也会随之而上升，而美国也就越来越难以对他们颐指气使，这无疑会削弱美国的全球霸权。由于美国越来越不可靠，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会更有意向与中国改善关系，从而减少与中国发生摩擦的机会。如此一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将会进一步改善，并扩阔自身的“朋友圈”。

第五，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不宣而战”，固然让伊朗受到重大打击，但伊朗并没有被击倒，同时以色列因为伊朗猛烈的导弹攻击而损失严重。以色列战无不胜的“神话”不再存在，而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的棋子的价值也就减少。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得不到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而中东人民反对以色列的情绪则日益高涨。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会更积极寻求“战略自主”，并力图进一步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与此同时，为了提升防卫能力特别是空战与防空能力和推进经济发展，伊朗与中国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伊朗有望继埃及和巴基斯坦后成为中国军备的重要买家。一个更强大的伊朗将会强化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第六，美元霸权会因为美国执意与中国为敌而越来越不稳。为了应付美国可能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中国不得不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越来越多的中国对外贸易包括石油贸易用人民币进行买卖，而中国建构的人民币跨境银行支付系统（CIPS）则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的“大而美”法案必将大幅增加美国的债务负担、进一步扩大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美国策动的关税战不会大幅增加美国的财政收入，但却肯定会引发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些情况都会削弱全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对维持美元霸权极为不利。失去了美元霸权后，美国的全球霸权亦将岌岌可危。

第七，美国社会早已严重分化，而特朗普政府各种遏制和打击中国的政策将会令美国社会的两级分化更为严重。特别由于特朗普违反了对美国老百姓的选举承诺，让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经受通胀和生活水平下降之苦。激烈的社会分化和冲突和美国两大政党的生死之斗将会损伤美国的元气，更让美式民主成为反面教材，斲丧美国的全球软实力和领导能力。

第八，美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的蔑视让中国得以在全球治理上担当更重要的领导角色。中国更能推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改革，并让中国有关全球发展与治理的主张更多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也会继而得到提高。

“大而美”加快衰败过程

最后，为了在科技上遏制中国，美国科技界将会失去不少华裔和其他国家的高端人才，而这些人才正是美国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再加上美国所能提供的科研经费减少，使得部分这些人才会转到内地或香港发展。美国之失却成为了中国之得，中国的人才库也就越来越充实，为中国的强国建设添砖加瓦。

总而言之，特朗普政府把遏制和打击中国作为其内政和外交的优先项目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反而会加速美国的衰落。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更调侃称美国对华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其“大而美”法案反而会让中国更伟大。华人社会圈子中不少人嘲讽特朗普为“川建国”，种种事态发展印证此言非虚。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