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姐吃的香到女大生辱国格 看见中国社会性别矛盾

过去半个月，中国接连爆发两起关于性与隐私的公共事件，引发网络舆论浪潮。南京一名38岁男子假扮女性，与多名男子发生关系并偷拍视频，情节猎奇掀起全网热议，侵犯隐私的加害人被吹捧为解决“性短缺”问题的“红姐”；而大连工业大学一名女大学生与外国人一夜情遭对方泄露私密照片与视频，反而被指“有损国格”，面临退学与网暴。

两起事件虽情节不同，却都映射出当代中国社会在性别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深层矛盾。

7月初，中国与海外社交平台疯传大量标注“南京阿红”的偷拍性爱视频，累计超过1600部，内容是一名身形壮硕的男性顶着长假发与厚妆容，身穿长裙，在一间简陋房间内与众多男子发生性行为。对象包括健身教练、大学生、白领及外国人，部分受害者身分遭起底，甚至影响家庭关系。

起初，网上一度传出当事人是一名60岁的男子，因此戏称他为“红老头”，直到南京警方8日通报，证实当事人为38岁焦姓男子，已因涉嫌传播淫秽物品被刑拘。

然而，这起事件并未引发公众对侵犯隐私的关注，反而因为焦男外貌平凡却能吸引众多男子，掀起网络猎奇与迷因热潮。不少网民尊称其为“红姐”，表示佩服与羡慕他“吃的真香”；也有评论将事件归咎于女性拜金、婚恋环境紧张，男性才会另辟蹊径，以满足生理与情感需求。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从视频中男性参与者的穿着、谈吐可以大致推测，与焦男有身体亲密接触的男性多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下阶层，但在发生亲密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焦男则全程扮演高度臣服的角色。

他认为，这种在性行为中的支配与臣服的权力关系，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下阶层男性透过性行为，实现从经济层面的被剥削和被支配关系，向性关系上的主导地位的转换”。这说明红姐事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针对舆论对被偷拍者的戏谑与嘲讽，长期关注性别课题的中国资深媒体人李思磐受访时强调，“他们（被偷拍者）不应该被嘲讽，他们确确实实也是隐私权被侵害的受害者。”

她补充，社交媒体的流量逻辑与用户结构也是一个因素。　“现在社交媒体的活跃用户多是年轻女性，这样的场域对男性缺乏同情也就顺理成章。”

但李思磐指出，这不应成为合理化歧视的理由，“不论是男性或女性，当他们的隐私被侵害时，都应获得法律与社会的支持与保护。”

就在红姐事件热潮稍歇之际，大连工大一名李姓女学生与乌克兰退役电竞选手宙斯（Zeus）一夜情的视频被挖出，再度掀起话题。

宙斯去年12月赴上海参赛，与李女相识并发生性关系，事后将未打马赛克的视频及照片上传至其Telegram粉丝群，并声称“中国女孩一天就被征服”。

这些内容近期被中国网民翻出后，不少人指责李女“投怀送抱”；大连工大则援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0条第六款（违反社会公德）及该校《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19条第六款（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拟开除李女学籍，要求她于9月7日前申辩。

事件在网上掀起争论，有人支持校方决定，认为李女行为已升级为国际舆论事件，影响国家形象；也有声音质疑，这是私人行为，校规中“不正当交往”的定义含糊，且将事件上纲上线至“国格”层面，已过度解读。

李思磐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情，根本不应该成为公共事件”。

她强调，校方将学生私生活政治化、道德化，处置荒唐且缺乏法律依据，导致学生遭受网暴与面临退学。　“这是对她人格权的侵害，学校不但没有保护学生，反而从校誉与国格的角度出发，处罚她，这是不应该的。”

尽管情节各异，吴畅畅则认为，南京红姐与大连工大女生事件，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主导型男性气质在社会各阶层的支配地位。

吴畅畅进一步指出，一方面，中国的精英男性维持了不平等的经济与再分配关系；另一方面，社会性别的关系上，男性作为一个整体又成功维系了父权制度的红利；而处于中下阶层的男性对整体女性而言，也还是保持了社会性别层面的优越性。

“这就是为何时至今日，与外国男性交往的女性仍然会受到民族主义的指责。”吴畅畅补充道，在红姐事件中，即便这些男性的视频被泄露，但由于他们作为“进入者”的主动身份，令他们不会像大连女生那样承担社会性死亡（social　death，指人身败名裂，被社会忽视、孤立或隔离）的后果。

关注中国性别课题的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性别研究博士崔乐则认为，这两起事件凸显“性与性别”在中国是高度敏感且极具争议的社会议题。他分析，体制内公权力的行使常巩固保守性别观念，压制不符合主流规范的行为；而民间舆论则在支持性自由与批判非主流之间拉扯。

他强调，“当人们在‘吃瓜’、八卦、评判的时候，应该批判性地反思主流意识形态，看到性与性别中的等级规范如何导致污名、不公和压迫，避免强化主流规范对边缘群体的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