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勇陈鸿霖受访谈疫后启示：抗疫“平时如战时” 港应增科研投入

【编者按】科教兴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时代，香港科研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愈见重要的影响力。20年前，香港首次获纳入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多所大学的团队先后得到国家科技部认可，获得“国家重点”资格，于不同科研领域成立顶尖实验室，贡献卓越研究成果。而为配合国家整体发展规划，过去一年多香港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功重组为15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并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以新名义运作。

香港文汇报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引领读者走进本港多所重组及新建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香港科学家的科创探究历程和攻克目标，以及如何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提供科学支撑，于国家朝着科技强国的路上贡献香港力量；以科研为纲，让创新启航。

（香港文汇报记者 陆雅楠）传染病是人类健康的重大挑战，特别是新发未知或变异的病原体，更对大众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自沙士后酝酿、2005年正式成立的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是本港历来第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其团队一直以科研领军，支援香港及国家应对一次又一次的疫情冲击。实验室主任袁国勇、副主任陈鸿霖接受香港文汇报独家访问，分享这些年来藉科学抗疫的感悟与启示。袁国勇强调，面对不知何时再次袭来的新发传染病，各地社会都应扭转“疫情来时突击投入，疫情过后束之高阁”的被动模式，建立“平时如战时”的防控意识；至于香港则迫切需要加强科研投入，做好技术储备和生物医药产业化，才能巩固抗疫的战略防线。　

●袁国勇（右）和陈鸿霖（左）这对“黄金搭档”，最庆幸有彼此陪伴。香港文汇报记者北山彦 摄

新冠疫情爆发已是5年前的事，作为全球逾7.7亿人感染、700万人死亡、史上规模最大的流行病，纵使人类社会已从疫情的惨痛教训中复常，惟对科学家来说，其带来的警示仍历历在目。

在这场疫战中，袁国勇率领港大团队贡献多项病毒科研重要成果，广受全球重视，包括在P3实验室成功分离出SARS－CoV－2 Omicron变异株，为灭活全病毒疫苗的研发奠基；又透过类器官模型，证实病毒于蝙蝠以及人类肠道中都能持续复制，为揭示病毒的传播链提供了坚实的科学证据。

叹各地“疫来砸钱，疫后懒理”

如今疫后复常已久，让袁国勇深有感触的，是各地防疫投入也已“复常”至低水平。他强调，传染病防控的黄金标准在于源头治理，惟实际上世界各地都惯常“疫情来时砸钱，疫情过后忽视”，以其实验室为例，资源只有其他同类实验室约十分之一。他认为，需要改变既有被动思维，更主动持续地维持对疫情防控的关注，才能有效构建可适应不同传播途径的综合防疫体系。

袁国勇表示，香港在常规传染病防控已渐臻完善，当前最迫切的是加强科研投入。“唯有扎实研究才能精准预警和防控，比如将N95口罩保质期从3年至5年延至30年，开发能同时检测40到50种病原体的快速诊断技术。只有这样，下次疫情来袭时才能从源头阻断，实现不封城、不停市、不停工、不停学的常态化防控。没有这些技术储备，我们拿什么应对？”

喷鼻式疫苗已成全球研发重要方向

他续指，在疫情间歇期，实验室可将技术应用于季节性流感等常规呼吸道疾病防控，并将防疫技术产业化，既能保持科研延续性，又能在一旦出现新发疫情时快速回应。

他举例，实验室和InnoHK旗下的病毒与疫苗研究中心，早前便利用鼻喷流感病毒载体疫苗技术平台，快速开发了针对H5N1禽流感病毒鼻喷疫苗。动物实验模型显示，该疫苗安全性高，能诱导包括中和抗体、T细胞免疫和呼吸道黏膜免疫在内的多重保护，更重要的是只需单次接种即可形成持久免疫记忆。这种形式的技术体系，有望能因应不同的病原体作快速转化，可望在未来疫情防控中发挥关键作用。

陈鸿霖补充，喷鼻式疫苗研发已成为全球呼吸道疫苗领域的重要方向。他解释，人体免疫系统中，呼吸道与肠道具有相互联通的特性，喷鼻式疫苗不仅能提升呼吸道免疫力，还可间接促进肠道健康。这种非侵入性接种方式对儿童和长者等易感人群尤为友好，预防效果更为显著。若能广泛应用，不仅可降低长者感染风险，减少就诊次数，更能有效缓解公营医疗系统的压力。

实验室正探索AI防疫应用

二人又提到，实验室亦正积极探索人工智能（AI）技术在疫情早期预警和研发中的应用。过去的沙士和新冠疫情，均有于新闻或社交媒体出现初期警讯，包括医护人员及健康人群的重症呼吸道病例报告，研究团队希望，藉AI高效处理和捕捉这些“软情报”，从海量公开数据中精准捕捉疫情早期信号，透过构建完善的技术储备体系，为国家筑牢防疫屏障，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疫情挑战。

实验室曾资金断档 战疫初心从未动摇

疾病防控是守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系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作为首批在内地境外设立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港大新发传染性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蕴含深远考量。袁国勇忆述，在1997年禽流感及2003年沙士，港大均在突发疫情中展现科研实力；针对传染病防控议题愈趋复杂，国家敏锐洞察香港“南大门”角色，在生物安全领域具战略支点作用，确信香港能为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作出独特贡献，这正是20年前实验室落户的深层原因。这些年间作为国家防疫前沿，他形容：“我们‘攻克新发传染性疾病’的初心，从未动摇。”

陈鸿霖则直言，实验室团队一路走来并非坦途，过去曾面临科研资金断档的困境，只能各自申请不同基金顽强坚持。幸而特区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后更大幅提升对创科投入，他表示，团队后续通过政府和各机构支持，得以顺畅运作，当中的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等重点设施，更帮助他们战胜了多场传染病战役。

陈鸿霖又提到，新冠疫情后国家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建设，香港于疫情监测与防控中发挥关键屏障作用，此次实验室改组成“全国重点”，既是对团队的肯定，更赋予了港大新的时代使命，“我们培养了数百名具备P3实验室操作经验的专业人才，建立了完善管理制度，积累丰富的国际化经验，这些优势将在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袁陈组“黄金搭档” 愿“一起做到退休”

袁国勇是全球顶尖的传染病科学家，但回望科研征程，他直言曾面对诸多质疑与批评，团队探索之路可算是“一步一艰辛”，他最庆幸有“黄金搭档”陈鸿霖陪伴，两人一路披荆斩棘，互相成就。陈鸿霖亦感恩科研路上可与袁国勇同行，“每个难关我们都互相支撑。几十年下来，都快到退休的年龄，我们已经打算一起做到退休。”

早在1997年，袁国勇团队已率先以快速核酸测试检测H5N1禽流感病毒，却遭学界质疑，“当时很多人认为必须用细胞培养分离病毒才可靠，我们的方法被批评是戆居”，但时间证明，这项创新技术最终成为全球流感监测的标准方法。

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袁国勇发现首个家庭染疫群组，率先提出“全民戴口罩”建议，却被批评没有“科学依据”，“我们后来以仓鼠实验证明，口罩确实能阻断病毒传播，才成功推动防疫措施实行。”

他形容，几乎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争议，“作为科学家，好奇心驱使我们寻根究底。面对压力，支撑我们走下去的，是我们知道如能找出最终答案，就能救到好多人，帮到好多人。”

袁国勇与陈鸿霖，一个是临床医生，一个做基础研究，两人每当灵感迸发即互通消息讨论，发挥协同效应。袁国勇说，清楚记得新冠疫情来袭时，是2019年12月30日他生日当天，收到陈鸿霖来电，提到“情况不妥，好像有事发生”，“我便立刻和内地学者通话，知道了武汉的紧急情况。”而当时陈鸿霖正在机场准备到美国陪伴儿子做手术，但获悉武汉情况后，立刻就和袁国勇进入作战状态。

陈鸿霖忆述：“从那天起，我们团队就进入全天候研究状态，没日没夜地尝试分离病毒株，要打赢这场抗疫战争。袁教授甚至在办公室放置帆布床彻夜工作。”在资源短缺情况下，袁国勇的团队工作时间无限拉长，每日要工作近16小时，几乎没有休息空间。

河套“一区两园”助港突破瓶颈吸才

继芯片后，生物医药被视为全球科技版图的另一战略竞争领域，国家近年在包括基因研究、疫苗、创新医药疗法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并正批量进军国际市场；香港如何凭借高水平的生物医药科研发挥应有影响力，值得深思。袁国勇指，过去香港欠缺生物医药产业化的条件，致令其团队的新型喷鼻式新冠疫苗亦失去市场先机，但随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一区两园”规划，让内地生产审批便捷流通，香港亦更能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突破产业瓶颈带来新希望。

袁国勇早在2004年已提出香港应建立本土疫苗生产基地，及至新冠疫情期间，其团队在2020年初已成功研发疫苗种子株，但因本地缺乏生产设施，送往内地量产时跨境样本运输及临床审批耗时，影响推出市场的进度，“当港产疫苗终于面世，全球市场早已饱和，我们的新型喷鼻式疫苗也失去了先机……”

陈鸿霖表示，涉微生物学和传染病的研究，审批流程较复杂，但当河套香港园区落实运作，经备案的香港科研机构及企业可在保障安全前提下，将可实现科研资料跨境便捷流通，免除常规审批繁琐程序，大幅提升两地机构对接效率。

他又强调，对香港生物医药来说，最欠缺的是具备产业化经验的下游专业人才，“我们不仅要发论文，更要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国家庞大人才储备和市场规模，加上河套区优势，若能在该处设立研究基地，将有助吸引更多人才，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将生物医药打造成为香港的新兴支柱产业。“我们要让国际社会看到，河套区不仅是生物医药的实验室，其背后是国家庞大的产业链支持；于香港这个国际城市能实现科研一条龙，国际高端人才自然会源源不断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