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志胜｜香港是时候编制五年发展规划

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也需要通过制定香港五年发展规划。

文｜姚志胜

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引发香港社会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第一时间表示，香港会在国家发展蓝图中找准优势定位，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港澳篇章，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那么，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笔者的基本看法是：香港是时候开始启动编制自己的五年发展规划。具体分析有四点：

其一，五年规划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是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密码”；其二，对接国家战略是习近平治港方略的重要内涵，是中央对香港的工作要求，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对接国家战略最重要的安排，是“一国”优势的体现；其三，中央将“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的“保持”提升为“促进”，是更高要求，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已成为必答题；其四，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大事，也是难事，但在李家超领导的特区政府层面和夏宝龙主任主持的港澳工作机制层面，都已具备了有利条件。

五年规划是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密码”

当今国际社会都在研究，中国为何能够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五年规划可以说是一个独特视角，是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奇迹的重要“密码”。

我国的五年规划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全面布局的长期主义。五年规划是国家发展全面布局的集中体现，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所有关键领域，兼顾当前与长远，将国家发展的宏大愿景构建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转化为可执行、可评估的具体行动。

西方学者将中国的五年规划定性为一种“长期主义”。在西方，选举制度导致其政府更替频繁，政府决策被“短期选举利益”所绑架，随着执政党更换而改变，难以形成并执行跨越任期的长期规划。中国能够实施“五年规划”长期战略，正是得益于其政治体制能够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少国外学者表示，中国的五年规划堪称长期战略规划的典范，这种“长期主义”对全球发展理论具有创新性贡献。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的评价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中国在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之时，美国只在为下一届制定选举规划”。

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已成为必答题

在习近平主席关于香港的重要论述中，“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是特别能够体现新时代特点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不仅在多个讲话中强调港澳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而且多次亲身来港澳调研考察，督导落实习主席有关的重要讲话精神。李家超特首在四中全会公报发表后也明确强调，香港要认真学习好和贯彻好四中全会精神，对接“十五五”规划。

香港过往在发展规划方面缺乏长期思维。港英政府统治时期，认为香港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其管治奉行短期思维。这是香港产业发展单一化，过于依赖金融、地产和贸易的重要历史原因。香港虽然自“十一五”规划纳入国家五年规划，但香港本身一直没有制定五年规划，这是对接国家五年规划方面的工作未能有效落实的重要原因。

自“十二五”规划开始，有关港澳的内容已单独成章，规划对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国家支持香港的重点行业、香港与内地合作的重点领域都有明确的要求。“十五五”规划自然也会对香港有相应要求。香港如何通过制定自己的五年规划，贯彻落实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已经成为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的必答题。

“保持”提升为“促进”乃更高要求

外界注意到，四中全会公报有关港澳内容的表述，已经从“十四五规划”的“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改为“十五五规划”的“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央将“保持”进一步调整为“促进”，这一词之差，意义重大，内涵深刻。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国际大环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高度开放的香港需要逆全球化、贸易摩擦等严重挑战，仅仅是“保持”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笔者看来，中央将“保持”调整为“促进”，主要有两方面的重要含义：一是中央对港澳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二是中央将会以更大力度地支持港澳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港澳与内地经贸、科技、人文等合作，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笔者相信，“十五五”期间，国家将会在金融、贸易、科技等多个层面，出台更多政策措施支持港澳，更进一步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地发挥港澳“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面对中央的新要求，香港应该如何做呢？当然，在香港组织宣传“十五五”规划包括请有关起草“十五五”规划的官员和专家来港宣讲，都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制定落实规划，设立保障机制，确保有关工作落到实处。否则，宣传和宣讲很容易成为一种“热热闹闹走过场”　。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今天的香港，已经不再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而是中央的领导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行政长官须对中央负责。中央不仅能够加强对香港制定五年规划的指导，而且可以防止由选举产生的各任行政长官“自行其是”，确保香港的五年规划实施的连续性，实现有规划的高质量发展。显然，以国家规划引领香港制定五年发展规划，体现了“一国”之下的制度优势。

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也需要通过制定香港五年发展规划，培养和确立“长期主义”意识，根除殖民管治遗留的“短期思维”。这对于香港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香港可由简入繁由易到难做好规划

万事开头难，香港启动制定五年发展规划确实面对极大困难。但笔者认为，香港已具备制定五年规划的有利条件。

一方面，李家超在香港最重要转折时刻挑起行政长官重担，敢于担当、善作善成，领导特区政府带领社会各界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已经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香港可以在回归以来最好的安定环境中聚焦发展要务。

另一方面，习主席的治港方略根植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为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提供了行动指南。夏主任主持港澳办工作，全面准确贯彻习主席治港方略，构建了强而有力、卓有成效的港澳工作领导体制，开创了港澳工作的新局面，可以为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提供所需的指导和支持。

今年是国家制定新一个五年规划的年份，也是香港开始制定五年规划的适当时机。笔者相信，香港完全可以在现有编写年度施政报告工作机制的基础上，启动制定五年规划的工作，并且是由简入繁、由易到难，做好香港的长远发展规划。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