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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行政立法看重“五对关系”

二○二六年元旦,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任讲话中提及“五对关系”,过往他亦曾指出治理哲学看重“五对关系”。这并非抽象的理论口号,而是源自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系统观念。

文|梁美芬

二○二六年元旦,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任讲话中提及“五对关系”,过往他亦曾指出治理哲学看重“五对关系”。这并非抽象的理论口号,而是源自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系统观念。“五对关系”即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对立法会如何履职尽责、如何在“行政主导”与“爱国者治港”原则下提升议政质素尤为重要。

首先,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立法会议政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视角。

立法会议员当然要回应市民关切、处理具体而微的民生问题,但这些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无论是住房、医疗、交通,还是产业发展与公共财政安排,都同时嵌入香港整体发展方向、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国际竞争格局之中。若只见局部、不顾全局,容易陷入碎片化甚至情绪化的讨论,既无助于问题解决,亦可能削弱香港的整体竞争力。从这个角度看,立法会议员的角色,必然高于地区层面的民意代言,更需要具备统筹全局、权衡利弊的能力。

其次,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考验的是议政者的战略定力与责任意识。

解决当下问题固然重要,但若只着眼于短期纾困、即时回应,而忽略制度性、结构性的长远影响,往往会为未来埋下更大的风险。行政长官提到,处理当前问题时必须同步思考长远后果,甚至将短期与长期方案有机结合,这对立法会审议政策、修订法例尤其关键。无论是财政运用、土地规划,抑或公共服务改革,立法会若能以长远发展为依归,将更有助于提升政策的可持续性与社会整体福祉。

第三,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是民生议题讨论中最容易失衡的一环。

市民对政策细节的关注,往往集中在“一分一毫”的得失,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立法会在议政过程中,不能只停留于个案与数字层面,而忽略政策对整体经济结构、公共资源配置以及对外竞争力的影响。宏观分析并非与民生对立,而是确保有限资源能够用得其所,让微观改善得以长期维持。这正是辩证思维在公共政策中的具体体现。

第四,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直接影响治理效能。

香港社会问题交织复杂,若在议会中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事倍功半。行政长官指出,抓住主要矛盾,往往能带动其他问题迎刃而解,这对立法会监督政府、提出建设性建议尤为重要。理性分辨轻重缓急,不仅是政策判断的能力,更是对公共利益负责的表现。

最后,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提醒我们既要正视香港的独特实况,也不能忽略普遍适用的治理规律。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具有高度特殊性,但同时也面对全球城市普遍存在的结构性挑战。“一国两制”下,于法律制度、市场体系、对外联系等方面具有鲜明特殊性,但这些特殊性并不意味可以脱离一般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例如,人口老化、公共医疗开支上升、劳动力结构转变、楼宇老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均是世界各地成熟城市普遍面对的共通问题,其背后反映的是相同的人口、财政与城市发展逻辑。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处理这些问题时,既不能简单照搬国家或外地制度,也不能以“香港情况特殊”作为拒绝改革或延误决策的理由,而应在尊重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香港实际作出制度创新,在守正中推动改革,确保香港的治理体系既具本地特色,也符合现代城市长远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正处于深化改革、全力发展的关键时期。立法会议员更应自觉把自身工作放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审视,准确处理好香港与国家、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下,立法会不只是监督者及建议者,更是参与者和建设者,既要提升议政质素,推动制度完善,也要主动为国家所需、为香港所长贡献力量,把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在融入国家发展进程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

责任编辑:王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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