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美芬：行政主导是 “一国两制 ” 核心制度设计

文｜梁美芬

1月26日，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制作出系统而深入的讲解，内容立足宪制根源，回顾实践经验，论述严谨精辟，深入地回顾“一国两制”制度源流，也直面现实问题，更对未来发展作出清晰指引，对香港准确理解和全面落实行政主导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单一制框架下，必须透过行政主导来确保治理效能与制度协调，这是国家整体政治体制与特区制度设计下的必然选择。图为1月26日上午，全国港澳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的“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促进特别行政区良政善治”专题研讨会上，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致辞

香港实行“行政主导制”

夏宝龙主任从制度根源入手，清楚阐明香港行政主导制度与国家宪法及香港基本法之间的根本关系。虽然基本法条文未直接使用“行政主导”的表述，但行政主导实际上是“一国两制”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制度设计，其法律基础源自宪法，而基本法正是宪法在香港特区的具体落实，这一阐述有助于社会从宪制高度，准确理解行政主导制的必然性与正当性。

研讨会是第一次以“制”去描述行政主导在“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的分量。夏宝龙主任明确指出，中国属於单一制国家体制，与联邦制或议会至上制度根本不同。在单一制框架下，必须透过行政主导来确保治理效能与制度协调，这是国家整体政治体制与特区制度设计下的必然选择。行政主导亦清楚界定了行政长官在特区管治架构中的宪制地位，行政长官既要向中央负责，也要向特区负责，是特区的第一责任人和当家人，不仅统领行政机关，亦对行政、立法和司法整体运作承担最终责任。

行政主导有制度优势

在制度设计层面，研讨会再次清晰地重申行政长官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的核心地位。司法独立体现在审判功能上，在香港基本法第四章的整体制度设计中，行政长官对特区整体管治负有最终责任。这一安排源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及制定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亦与国家长期维护“一国两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充分发挥香港优势的方向高度一致。

只有回到行政主导正轨上，香港才得以由乱到治、由治及兴，才得以实现良政善治。因此，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必须准确定位。立法会既要有效监督行政机关，更要在整体管治架构中与行政机关相互配合。第八届立法会的角色应更具前瞻性、专业性和操作性。行政与立法同属一个管治团队，目标一致，只是分工不同，立法会应主动发现问题，以建设性方式提出具体方案，与政府形成伙伴关系，而非对立关系。

行政主导制的优势，在实践中亦得到充分体现。香港背靠祖国，在面对金融风暴及2019年社会动荡等重大风险时，国家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全力支持，充分彰显出“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这亦提醒香港社会，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事实证明，在第七届立法会期间，随著社会秩序逐步恢复，香港经济重回正轨，金融市场回稳，IPO规模一度位居全球首位，反映在行政主导制下社会回复正轨后的实际成效。

立法会议员要做好榜样

夏宝龙主任同时对第八届立法会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必须更加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行政与立法须在机制对接、制度衔接方面同向发力，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及深化国际交往合作等重点领域，助推香港更好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新一届立法会在责任担当与形象塑造方面，亦被寄予更高期望，议员既要敢于提出问题，更要善于提出可操作、重实效的解决方案，主动贴近市民，多落区，切实回应民生关切。新一届立法会在责任担当方面应给社会做个好榜样，切实成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充分展示爱国者治港下的新一届立法会良好形象。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6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