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挺：香港五年规划的时代价值和重大意义

文｜黄卫挺

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特区编制其首份五年规划，所蕴含的战略考量与时代意涵远超一般性的施政策略。只有将其置于香港自身发展、国家战略全局与全球体系演进的三重维度下加以综合审视，才能完整洞悉其背后的深层次逻辑。总体而言，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不仅是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主动谋划中长期发展、有效凝聚社会共识的关键一步，也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实践新探索，旨在系统性地回应内外变局，破解本地深层矛盾，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拓展香港的新角色与新作用。同时，香港五年规划也是一次重要尝试，可为陷入群体性困境的资本主义世界探索一条兼具效率、公平与韧性的新路，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

因此，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必须立足历史纵深，把握香港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历史主动精神回应内外环境的深刻变革，明确未来的方向、道路与重点，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主动担负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一、在历史纵深中把握香港五年规划的时代价值

香港的繁荣故事，常被置于两次历史机遇中加以讲述。第一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产业转移的机遇。为了获得更低廉的要素成本，全球制造业大量向亚洲地区转移。香港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大量涌入的外来劳动力，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一跃成为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创造了令人瞩目的香江传奇。这一时期香港的成功，堪称“小政府、大市场”理念的完美印证，香港也成为经济全球化黄金时期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第二次，也是更为综合、多元且持久的机遇，来自内地的改革开放。这次机遇对香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它延续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但香港从产业转移的“承接者”转变为了“组织者”，制造业大规模“北上”，利用内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著名的“前店后厂”模式。其次，也是更深刻的，是香港作为连接国家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角色的全面确立。在中英谈判尘埃落定、“一国两制”方针确立后，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未来有了清晰、稳定的法治与政治预期。中央政府亦从国家战略高度，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发挥内联外通的独特作用。这使得香港成为连接国家与外部世界，且近乎“零摩擦”的理想枢纽。国际资本、技术与专业服务通过香港更顺畅、更放心地进入广阔的内地市场；同时，内地的商品、企业乃至发展理念也通过香港走向全球。在此双向互动中，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不仅得到有效巩固，更实现了能级的稳步提升。

这两大机遇无疑为香港的腾飞注入了强劲动力，其背后的核心支撑是，二战以来高歌猛进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及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所赋予的独特制度红利。

然而，若仅将视野局限于外部机遇，则难以全面把握香港成功的深层密码与当前抉择的历史逻辑。从更完整的叙事看，香港自身的社会品格、功能定位以及与之匹配的制度设计，构成了其应对变局、开创未来的内在根基。

从百多年前开始，香港的命运便与全球经贸网络深度绑定。其最早的功能定位便是英国开展“远东”贸易的战略支点，这一功能定位直接决定了香港经济制度的核心特征：即建立一套最大限度服务于资本与商品跨境自由流动的规则体系，包括简单税制和低税率、资金自由进出、方便营商政策、基于普通法的法治环境，以及相对高效的行政管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香港自由港体制。这套体系历经百余年的运行与完善，已内化为香港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秩序，是其赢得国际信任、成为全球重要商业枢纽的关键所在。其影响力也绵延至今，构成了香港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鲜明标识。

然而，制度仅是基础，真正的辉煌由舞台上的主角，也就是香港社会所创造。驱动香港从转口港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进而蜕变为享誉世界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深层动力，是以“狮子山精神”为代表的社会品格。这种品格凝聚了两种核心特质，也融入到了香港的生活日常。一是敬业、专业与责任，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追求卓越的执行与成果，将岗位职责履行到位。二是开拓勇气与创新意识，尤其在全球贸易受配额限制等挑战下，港人以灵活的头脑和无畏的拚搏，于夹缝中开辟新路，创造了无数商业传奇。务实确保了效率与品质，创新则打开了增长与变革的空间，两者交融使得香港不仅善于抓住机遇，更能在逆境中锻造韧性、开创新局。

为此，香港成功背后的完整逻辑是，它以一套极致的、为全球资本所信赖的自由港政策为制度基础，以务实创新的“狮子山精神”为社会文化内核，抓住并充分用好二战以来高歌猛进的经济全球化红利和回归后的“一国两制”制度红利，创造并持续书写著著名的香江传奇。

而当历史照进现实，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深刻时代价值便清晰地凸显出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缺陷，其后民粹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复杂化，共同推动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效率优先的单一逻辑，逐步被安全、韧性、公平、可持续发展等目标平衡重构。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开放、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小型自由经济体而言，这意味著其传统发展模式所依赖的稳定、开放、可预测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香港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比如住房难和住房贵问题、青年发展和上流问题、贫富悬殊带来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以及产业结构相对集中隐藏的经济韧性挑战等，也在变局中不断显现出来，甚至演变为政治议题。以上这些都是香港编制五年规划的重要背景，也由此赋予了香港五年规划多重相互关联的时代价值。

从香港自身发展看，五年规划标志著治理理念与治理手段的重大创新。香港不仅要继续用好自由市场的基础优势，也要以五年规划为抓手进行系统性、战略性、前瞻性的中长期发展谋划，为未来描绘一幅清晰、可信、可持续的共同愿景与实施路径，从而在变局中稳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汇聚各界力量，形成迈向由治及兴的集体行动纲领。

从国家发展全局看，支持香港编制并实施好五年规划，不仅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治理层面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进一步点亮香港这颗明珠的关键之举。以五年规划为抓手，香港将更主动、更精准、更深度地将自身独特优势与国家战略需求对接，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自立自强、区域协调发展等重要战略中持续发挥作用，从而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战略的深层次融合。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看，香港的尝试更具有深远的实验性意义。当前，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面临增长动力衰减、不平等加剧、社会共识撕裂与政治效能困顿等挑战。香港五年规划，本质上是在探索一条既能坚守自由开放市场经济的核心优势，又能有效应对市场失灵、增强社会韧性、促进公平正义的新路，为破解资本主义群体性困境贡献东方智慧。

二、香港意义：系统谋划由治及兴战略蓝图，为全社会提供清晰稳定的远景预期

香港已经开启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但何为香港之“兴”？是简单地回归到某个历史时期的繁荣状态，还是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和内外条件，守正创新、开拓进取，走出一条契合时代潮流、更能保障长期繁荣稳定的新路？这是现阶段必须用清晰蓝图和坚定行动回答的香港之问。

答案的方向蕴含在历史发展的逻辑和现实挑战的强烈对比之中。首先，作为高度开放的小型城市经济体，香港的发展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如前所述，百年变局下外部环境的激烈变化甚至是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迁，决定了香港无法再通过简单复制过去的路径来延续繁荣。正如夏宝龙主任在2024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上所指出，“香港由治及兴本质上就是一条创新变化之路。大家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势，不能用昨天的旧思维解决今天的新问题，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维、新办法、新路径解决面临的问题，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不断突破自我、大胆创新，努力实现香港发展的迭代更新、转型升级。”可以说，香港的“兴”，必然是与创新紧密相连的“兴”，必须勇于突破思维定势，讲新话、谋新策、干新事，以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应对外部变局。香港五年规划，正是对外部环境历史性变化作出的全局性、战略性响应。

其次，香港引以为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港体制，在创造经济效率与国际竞争力方面成就斐然，但在促进社会公平、破解深层发展瓶颈、保障长期和谐稳定方面，也面临著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似甚至更为集中的挑战。比如，住房难题长期困扰香港，侵蚀社会幸福感与归属感；青年一代的发展空间有限与向上流动通道不畅，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活力与稳定；经济发展对少数优势行业的过度依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也可能带来重要的经济金融安全风险。香港五年规划，就是要对这些积累已久的深层次矛盾做出积极回应，通过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中长期规划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对未来的信心，夯实香港长治久安的经济社会基础。

因此，香港五年规划必须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敢于触碰核心问题，在关键领域展现破局决心与执行效能。一是深入研究地缘政治、科技产业、贸易规则演变的历史大趋势，明确香港在新的国际分工与合作格局中的定位，持续巩固提升传统竞争优势，前瞻布局和培育经济新动能，切实增强经济社会韧性，将外部挑战转化为提升自身能级、塑造新优势的机遇。二是展现出破解土地房屋难题的坚定决心与清晰路径，切实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创造充足的优质就业岗位，为青年一代搭建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解决社会流动问题，在安老扶弱、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给出长远而有力规划，编织更稳固的社会安全网。唯有此，香港五年规划才能真正为全社会提供清晰稳定的发展预期，将由治及兴从政治表述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纲领。

三、国家意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我国牵引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贡献力量

对于国家而言，香港的繁荣稳定事关整体利益，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爱与支持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与推出一系列惠港政策一样，中央支持香港以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为抓手，构建起促进自身长期繁荣稳定的内生新机制。这既是履行宪制责任、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也是基于国家发展全局需要的深远战略考量。

从理论层面看，香港五年规划是“一国两制”方针在治理实践中的又一次重要创新与丰富发展，生动展现了在“一国”原则下，更富创造性地推动“两制”有机结合。从实践效能看，一个发展目标清晰、内生动力强劲、社会和谐稳定的香港，犹如为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画卷点亮了一颗璀璨的“明珠”，能够有效激活香港这枚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关键“棋子”。此乃香港五年规划所承载的“大局之功”与“战略之责”。

当然，香港五年规划要真正实现其国家意义，关键在于坚持“有为才有位，有位更要有为”的理念。为此，香港五年规划必须自觉将自身发展，全方位、深层次地深度融入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的主题主线和战略任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香港的特殊定位，并以战略主动精神前瞻性部署拓展新的功能和发挥作用的空间。

比如，在统筹发展“中国经济”和“中国人经济”的重大命题之下，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外部世界最重要的桥梁和窗口，其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和关键。香港五年规划需要对此作出部署，强化其作为内地企业拓展全球市场、进行海外布局的综合服务基地地位。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切实做到国家利益、香港利益和商业利益的有机统一。

从强化战略主动精神和创新性发挥香港作用的角度考虑，香港五年规划还应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主动谋划如何服务国家参与和牵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目前，旧的国际秩序正在加速瓦解，但新的国际秩序远未形成。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诉求。同时，我国还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依托。从本质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是我国为未来的国际新秩序提供的核心理念和重要底版。

香港五年规划应重点用好中西文化交融、熟悉国际规则、专业人才汇聚的深厚基础，前瞻性、创新性部署相关工作，将上述理念构想转化为具体、可操作、可展示的本地实践与国际合作项目，为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牵引国际新秩序形成贡献香港力量。

四、世界意义：为解决资本主义集体性困局探索出路，贡献东方智慧

香港五年规划最具思想深度与未来启示性的价值，可能在于其超越地域与国界的全球性实验意义。当前，主导过去数十年全球经济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正陷入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沉重的群体性困局。经济增长动能长期不足，财富以空前规模向顶端集中，中产阶层持续萎缩，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等问题日益突出，并由此衍生出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盛行、社会信任撕裂、民主制度效能遭受质疑等一系列严峻的治理挑战。这已远超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而是触及制度合法性、可持续性与社会凝聚力的重大挑战。

具深刻历史反讽意味的是，对经典自由资本主义构成最直接、最颠覆性挑战的，并非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对手，而是来自其昔日旗手与主要设计者─美国。近年来，美国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标志著其正在显著偏离曾大力倡导和贩卖的自由市场教条。比如，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动用数千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以“国家安全”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大力推动半导体、电动汽车、清洁能源等战略产业的“回流”或“友岸化”。美国的这些新动向在全球范围内带动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的卷土重来。

在美国以维护全球霸权与科技领先地位为首要战略目标，国家力量与资本、技术深度捆绑的背景下，市场效率原则和比较优势理论在相当程度上让位于地缘政治考量和国家安全目标。这种大国博弈下的政治选择，所产生的外溢效应是全局性和破坏性的：它改变了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基本逻辑，从追求效率最优转向强调安全可控；它扭曲了技术创新与知识扩散的全球路径，将科技合作政治化；它迫使所有经济体，尤其是像香港这样高度开放、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小型自由经济体，必须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策略。纯粹依赖基于比较优势、多边框架的“公平”竞争环境这一假设，在现实中变得脆弱不堪。上述新动向既是香港五年规划的缘起，也是香港五年规划必须重点考虑的内容。

从缘起的角度看，香港五年规划是对全球新动向的主动回应，而“一国两制”的制度特性和实践积淀为这场香港实验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准备和现实基础。具体而言，“一国两制”使香港立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哲学与发展模式的交叉点上：一边是源自其对“积极不干预”和市场自发秩序的传统信仰，另一边是国家通过五年规划等治国理政工具进行中长期战略布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实践。香港编制五年规划，是将规划这一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战略性治理工具，创造性地应用于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社会运行成熟、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石的独特社会环境之中。这是一次自觉主动和富有勇气的适应性制度创新，旨在汲取和融合不同体系的治理优势，以战略政策的确定性应对时局的不确定性，将为香港乃至全球治理添上厚重的一笔。

更具体来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为当前资本主义困局探索一条新路。这条道路，既非回归到那种对市场作用充满乌托邦式崇拜、政府职能被极度压缩、社会公平严重缺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非走向以维护单极霸权为目的、带有浓厚保护主义、排他性与零和博弈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技术民族主义”，而是一种战略引领下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为此，香港五年规划并非放弃自由市场的基石，也绝非简单机械模仿或照搬“计划思维”，而是在深度思考和探索若干关键性命题：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引入更具前瞻性的战略引导和长远预期管理，从而最大化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有关各方形成一致行动？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弥补纯粹市场机制在应对系统性风险、投资基础科研、提供关键公共品、规划跨代际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市场失灵”，以及备受关注的住房短缺、产业单一、贫富差距等长期性结构性问题？

鉴于此，香港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和实施结果同样重要，要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最大化凝聚社会共识。同时，评判香港五年规划最终成败的标尺，也将远远超越本地生产总值增速或股票市场收益。其更深层次和具有全球性参照意义的启示在于，能否通过自身未来五到十年的具体实践，为世界提供一个实证性的回答，以应对那个困扰众多发达经济体的世纪难题：一个高度开放、以服务业为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在充满地缘政治动荡、技术革命冲击、社会诉求多元、全球挑战加剧的复杂环境中，能否通过包容、智慧、坚定的制度创新与公共政策设计，同时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强大的社会经济韧性与安全性以及更具包容性与获得感的社会公平三重目标。

倘若香港能在此方向上取得切实、可观察和可验证的进展，那么它的经验、智慧与故事，将不仅仅属于这座拥有七百多万人口的国际都会，而将为全球其他城市经济体，乃至为那些正苦于产业空心化、中产萎缩、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的欧美发达国家，提供一个极具现实参照价值的思想资源与实践样本。可以说，香港五年规划正以其“一国两制”下的独特探索，勇敢地回应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命题之一，为人类探寻一种更具韧性、更富包容性、也更具可持续性的治理机制，书写著不可或缺的、来自东方的壮丽实践篇章。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