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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联手内地繁花盛开

《繁花》为何能够盛开荧屏?好的原著小说、好的改编剧本、好的导演、好的演员阵容、好的制作班底等等,都是成功的要素。

文 ︱徐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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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盛开,蜜蜂自来。1月9日晚,2024年开年爆款剧《繁花》迎来收官,“繁花大结局”等十余个话题接连登上热搜,豆瓣超16万网友打出8.2分的高分,更多人表达了对《繁花》的不舍。

30集的《繁花》,由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执导并担任监制,在央视、腾讯视频播出,不出所料,成功地“爆燃”为“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滩的电视剧,讲的是跨越时空的上海梦,极具风格。而在东方卫视和在腾讯视频上播出的沪语版,其实更有味道,此间还在播出中。

《繁花》为何能够盛开荧屏?好的原著小说、好的改编剧本、好的导演、好的演员阵容、好的制作班底等等,都是成功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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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繁体字版《繁花》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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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繁花》改编自金宇澄的长篇沪语小说《繁花》。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这是小说《繁花》的第一句,很著名,电视剧开篇也用起来了,而且还让金宇澄本尊出镜了一下。

小说《繁花》是一部起步低调、最后惊人的小说。它最初是作为网络小说出现的。2011年5月,金宇澄偶然进入上海网友的平台——“弄堂网”论坛,看到世界各地的上海人在此聚集,七嘴八舌聊老上海“事体”,他手痒心痒,于是化名“独上阁楼”,用上海话开帖,每天更新,这就是《繁花》的初稿。

小说大受欢迎,关键原因金宇澄用一句话就说清楚了:“这是通过一个自由自在的过程写出来的。”

之后经过认认真真的修改,《繁花》于2012年发表于《收获》杂志,它成为一个“爆款”,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等一大批奖项,被推崇为“史上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

《繁花》是一部充盈着上海话和地道上海风情的话本小说,是一幅上海版的《清明上河图》。小人物,大时代。小说中有100多个人物,金宇澄使用大量的对白铺陈,讲述了一个个活色生香的上海市井故事,那是繁花似锦的人情世态。金宇澄说得好:“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树上闪烁小灯,这个亮起那个暗下,是这种味道。”

《繁花》字多,厚重,其版本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还有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批注本(出生于上海的美食家沈宏非批注)。王家卫说,带着《繁花》看《繁花》。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书更畅销了。

我曾经在台湾买过印刻出版公司的繁体字版《繁花》(2013年8月初版),跨越海峡带回大陆,可不容易。封底印着几段话,概括很精到,是这样的:

小说开首的三段文字,看似和正文没有关系,实则传递一种上海味道,阁楼、老虎窗、霓虹灯光、拥挤空间的莺声燕语……构成入场的语境。“引子”则以具体场景与谈话让人物悉数登场。

整体结构分为两条线索的交替穿插运行,一条线从一九六〇年至文革尾声,另一条线则自一九八〇年到新世纪初。随著时间推移最终合拢归入“海上”。

上海味不止是《繁花》的背景和点缀,更是文体的追求,它采用了上海话本方式,也避免外地读者难懂的上海话拟音字,显现江南语态的叙事气质和味道,脚踏实地的语气氛围。

小说从头到尾,以上海话思考、写作,最大程度体现了上海人讲话的语言方式与角度,整部小说可以用上海话从头读到尾,不必夹带普通话发音的书面语,但是文本的方言色彩,却是轻度,非上海语言读者群完全可以接受,可用普通话阅读任何一个章节,不会有理解上的障碍。

好小说非常难得,这是改编成影视剧、取得成功的基础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往往就是胡编瞎造的东西,“抗日神剧”就是典型。

导演王家卫邀请了《我的前半生》的编剧秦雯来改造这个故事。秦雯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她是个编剧界的实力派,2013年凭借当代都市剧《辣妈正传》获得第9届中美电影节中国电视剧最佳编剧奖;2014年,获得第10届全国电视制片业十佳电视剧编剧奖;2017年获得美国亚洲影视联盟“金橡树奖”金牌编剧殊荣;2018年凭借都市情感剧《我的前半生》获得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提名。

作为上海人,秦雯当然是熟悉上海市井生活和“上海味道”的。改编也是新创,秦雯的改编相当到位,非常成功。金宇澄认为,影视化的《繁花》是一个新的生命。

改编一定有取舍。面对小说《繁花》两条时空线交织、故事交替上演,本次改编,只选取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部分。“十年浩劫”一度被弄成“艰难探索”,如今显然不方便表达,只能留待今后了。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社会转型,改革重启。也是在1992年,王家卫与刘镇伟共同成立了电影公司“泽东电影公司”,致力于生产具有国际水平的高质量影片。

胡歌饰演的阿宝在剧中说:时代突飞猛进,我不想只做看客。在改革开放的汪洋大海中游泳,像阿宝这样的小人物,其实把响声声响弄得很大。但在小说《繁花》中,“不响”是一个关键词,出现过1300次。在上海话中,表示不发声、不便说、不回答等丰富的含义,蕴含着千言万语、余味悠长的意蕴。当然,“不响”不是简单的沉默,它是一种留白,正所谓“时代琳琅,阿宝不响”。

王家卫也是不声不响地闷头拍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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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访谈录》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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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繁花》,十年磨一剑。王家卫十年前就拿到了《繁花》的改编权。他看到了小说“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月,时代变迁”,有着非凡的价值。

王家卫出生于195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艺术系;1988年自编自导的个人首部电影《旺角卡门》上映,开始了导演生涯,从此一路开挂,获奖无数。《阿飞正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堕落天使》《春光乍泄》《2046》《一代宗师》,都是观众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

王家卫祖籍是浙江舟山定海,出生在上海,是真正的上海人,5岁的时候随父母移居香港,一直有着“上海情结”。王家卫的哥哥姐姐留在了上海,当他看到《繁花》这部小说时,第一时间就买了版权。金宇澄生于1952年,和王家卫哥哥姐姐的年龄差不多。与金宇澄见面时,王家卫说:“你写的,就是我哥哥姐姐的生活。”

“上海情结”是很具体的。2016年6月14日晚,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音乐会”就是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的。《东邪西毒》里有句台词说得好:“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由王家卫来执导《繁花》,再合适不过了,属于不二人选,大家都相信他能够很好地还原真实的上海故事。金宇澄这样称赞王家卫:“导演一直以拍摄城市题材著称,并且骨子里有非常严谨与考据癖的一种情绪,也正在努力还原那个年代的真实。”

众所周知,墨镜是王家卫的标识,王家卫习惯了昏暗的光线,眼睛对于明亮的光比较敏感,戴墨镜能给他更多思考的时间与空间。但是,在《繁花》片场,王家卫没戴过墨镜。

《王家卫访谈录》(李惠铭、李沛然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第1版)一书的封面和封底,主打图案都是由王家卫电影名构成的墨镜。书中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王家卫说:“我想我现在只是希望去保留,将时间停顿,把这些面貌定型于一格菲林(胶片)上。”(第116页)

《繁花》的影像文化的颗粒度,很密很细。王家卫是出了名的“慢工出细活”,他拍电影是“任性的用心”,所以他的电影总能呈现强烈的个人艺术风格。这是他头一回执导电视剧,他同样使用拍电影的理念和手法来进行拍摄。为精准表达《繁花》故事背后的时代感,王家卫对剧本、选角、道具布景、光影效果等等,都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反复思考、精益求精的反复推敲,从而完成了一场“王家卫美学”的视觉盛宴。

“《繁花》整个拍摄周期拉得非常长,所以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精神上,我们都会有一个疲惫期。往往在疲惫的时候,我们却看到王导很精神。”主演胡歌说,王家卫是一个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人,“除了在现场导戏,他还要盯各个部门,比如美术、视效、灯光、摄影。王导回去后还要改剧本、开会。”

王家卫坚持用单机拍摄,很多是人物侧面的镜头,往往是稍稍向上的仰拍,确实把一般漂亮的拍成特别漂亮了。

电视剧的意境和氛围的营造非常到位。尤其是“蛋黄色”的色彩基调,有着黄昏般的温暖,太让人怀想怀念了。而镜头语言的疏离感,增加了视觉张力。

王家卫还有一个用心之处,就是选用了很多那个时代的歌曲,在剧中重现,在声音中折射时代感。

“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繁花》所展现的上海,有点民国化,也有点香港化。上海和香港,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沿海城市,历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剧中同样有穿梭于两地的人物与情节。

小说《繁花》卷首,就写到《阿飞正传》:“《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王家卫自己就更不要说了,有个细节很有意思:《繁花》征集上海老物件时,王家卫在家里翻找出一瓶当年的绍兴黄酒。1990年上海花园饭店开业,刚刚完成《阿飞正传》的王家卫回上海探亲,入住这里。“当时,花园饭店的一楼,开了一家百货店,叫三越百货,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百货公司品牌,里面有很多外销商品。”其中有一瓶酒吸引住了王家卫的目光,那是老字号沈永和外销的“天女”酒——绍兴黄酒。“一口气买了三瓶,却至今舍不得喝。这次翻找出来,不禁蠢蠢欲动。”王家卫说,“三十年后,或许恰是开瓶分享之时。”

王家卫联手内地,繁花盛开。《繁花》,是没有替代品的孤峰。收获之季,是该开瓶庆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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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比天大”,演得好是必须的。

王家卫所选的演员,一个个真当是演得好,从胡歌到马伊琍,从唐嫣到辛芷蕾,从董勇到游本昌,从吴越到范湉湉,还有客串的足球运动员范志毅,他们塑造的形象都让人无法忘怀。“这几个人,每个人都有他的层层叠叠,既有黄浦江,也有苏州河。”

饰演主人公宝总的胡歌回忆,2017年下半年,王家卫在上海选演员,胡歌应邀去见他。胡歌说他很紧张,很忐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机会可以见到王导,能够出现在他的作品里。

他还讲到,为了演好角色,整个剧组都做足了准备:“在正式进组之前,我们有一个三年的筹备期,在王导的带领下,大家搜集到很多关于那个年代的资料,还邀请来股票方面的专家、外贸公司的‘老法师’等,作为‘脑力担当’,在剧组随时指导。开机之前,演员也都是提前进场,全身心沉浸在那个年代的氛围当中。”在拍戏的时候,只要王家卫在,他就会很安心,“就像有一根绳子能让你拽着”。

电视剧前5集节奏相对平缓,从第6集开始,故事性增强,冲突情节加多,节奏加快了,演员们的表演更激越了。

而方言的运用,让这部剧更出色,更有韵味。这对保护方言、推广各地特色文化也有良好的影响。角色的身份是哪里人,就选用那里的人来饰演,这是王家卫选角的原则。

比如饰演杭州小老板范总——湖西针织厂厂长范新华的董勇,老家在杭州萧山河上凤凰坞村。范总来到上海,要与宝总合作,将三羊牌打造成上海名牌。剧中范总的口音,是董勇特意设计过的,既不是普通话,也不是纯粹的杭州方言,而是融合了多种口音,语调是江浙的音调,是冒尖的,里头夹杂着杭州普通话、蹩脚的上海话,有着特别的味道。

上海话不是太难懂,而且有字幕,强烈建议没看过的看一看沪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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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的故事穿梭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主要发生在两条路上:进贤路上漫步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里以上海本帮风格为主,是地道的上海风土人情;黄河路上则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江湖儿女,霓虹招牌、夜景璀璨、美食餐饮,构成这条街最大的特色。

为了真实还原历史场景,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投入5亿巨资,收购了松江区的昊浦影视基地,融合毗邻的上影旗下的车墩影视基地,原汁原味复刻打造了两条马路“黄河路”和“进贤路”实景。巧的是,这个又名“上海影视乐园”的基地,也是始建于1992年。

不得不说,上影集团非常有眼光、有远见。上影集团的董事长是王健儿,作为《繁花》出品人,他是一位幕后英雄。王健儿是浙江杭州临安人,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到上海工作之前,他是杭州宣传文化系统一位思想开明的领导。2020年4月,王健儿获悉王家卫启动《繁花》剧集的消息,于是,为了让《繁花》在上海、在上影“绽放”,“两王”有了一次聚会,一直聊到真情流露,“王家卫导演把墨镜都摘下来了,他说,我是很想回到上海拍摄,闻着法国梧桐树的香味拍《繁花》,全上海我就看中了一个摄影棚基地,但没钱竣工,上影有没有魄力拿下来?”

王健儿应下《繁花》之约,由上影集团大手笔投资5亿元,为《繁花》的摄制提供了最顶尖的硬件基础。王健儿说得好:“上影对沪语文化、海派文化的传扬,有丰富的经验和不变的初心。”

上海是人才密集的城市,这一点跟香港很像。上海文艺界有优秀的领导,这是文艺之幸。目前,上影开启“海派盛宴计划”,正在推进一系列海派影视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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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时代,繁花城市,繁花人物。各方形成的合力,成就了《繁花》这部现实主义、历史主义和审美主义兼容的电视剧代表作。

《繁花》也是香港和内地文化合作的璀璨成果。这样的合力合作,多多益善。与海峡两岸的影视文化交流合作相比,香港与内地更方便更紧密。

2023年,香港导演陈可辛联手内地,执导电影《酱园弄》。故事取材自1945年轰动上海滩的一桩杀夫案,那是号称“民国四大奇案”之一的“酱园弄杀夫案”。历史上真实的酱园弄位于黄浦区新昌路,是非常典型的石库门里弄。影片的主外景地就在上海,又将是一波“回忆杀”。章子怡担纲主演,这是她离婚后的首部新片。

日前,香港中国星影业集团与浙江海宁新家园影视传媒签订了电影《浙大西迁》合作协议。《浙大西迁》由香港导演陈嘉上执导,这是一部励志的历史电影,讲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浙江大学师生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辗转数千里,四易其地,连续西迁,在战火中延续中华文脉,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导演组曾先后奔赴多地,走访了100多位老师专家以及西迁二代三代,重走了两遍西迁之路,以求还原故事效果的最佳呈现。

……

“遇见是一个开始,离开却是为了遇见下一个离开。”这是王家卫发给胡歌的一句话,意味深长。

(作者系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

责任编辑:D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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