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 | 许知远：如何面对自由与思想停滞的时代

许知远（右）在北京朗园单向空间书店接受香港新闻社记者采访 左左 摄

香港新闻社记者 │ 朱光强

一个“辨识度”出众的男人，让众多女性迷恋，他就是许知远。

许知远是文化界的一个另类，一个特立独行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勇于尝试的跨界者。

今天的时代，从没有一个人如此仰慕梁启超。许知远甚至认为，自己就是梁启超。他为梁启超写传记，竟然要疯狂地撰写五卷本（第一卷《维新》、第二卷《亡命》已出版）。

伴随《十三邀》谈话节目的出圈，许知远的很多毛病再次被人诟病，有人批评他矫情，有人批评他自我意识过剩。但许知远仍是那个许知远。

许知远，一个时代的异端。

或许在他的身上，文化精英的自我中心感太强，但无法否认，他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稀缺。在当代知识分子被严重边缘化的今天，许知远应该被人记住，哪怕他争议如此之大。

带着无数的好奇和疑问，在某个冬日的傍晚，香港新闻社记者走进位于北京朗园的单向空间书店，对许知远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

香港新闻社：据说你接触到梁启超时，有一种与他紧密相连，平行存在的感觉。你书写梁启超是来源于一种朦胧的直觉力和亲切感。这种直觉与亲切都体现在什么地方？

许知远：所谓亲近感与我的记者生涯有关。二十五六岁时，我做《经济观察报》记者，我们那时候恢复了一个title：主笔，之前在行业内是没有这种提法的。我是《经济观察报》第一任主笔，也是新的报业集团的第一个主笔。

我和梁启超都和新闻业关系密切，梁启超又是个新闻业的开创者，是这个原因让我们有一种特别的亲近。而且我们俩正好都是70后，他是1873年，我是1976年。那时的梁启超面临19世纪晚清中国的时代转型，他充分展现了19世纪到20世纪转型的过程。而我成长在共和国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

时代转变上的新鲜感，再加职业上的亲近感，至于才能上，我完全没有为他作笔的这个愿望和冲动，我就是很崇敬、很崇拜梁启超。

香港新闻社：梁启超的思想非常多变、善变，老师康有为曾批评他。梁启超自己也说，老师是太有成见，而自己是太无成见，他也曾承认自己思想的矛盾性。你认为造成梁启超思想多变、善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许知远：康有为是刺猬型的思想，而梁启超是狐狸型的思想。狐狸对外界非常敏感，对很多事情非常好奇。康有为更像一个刺猬型的人，他关心一个体系、一个建构。梁启超本质上是直觉性的思想者，是反体系的。

不同的思维方式，让梁启超更像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一个思想者，康有为更容易被固定在一个模式里面。梁启超从1896年开始办《时务报》，一直到1929年去世，他始终跟时代的思潮，跟政治生活、思想生活、学术生活产生着密切的关系。

梁启超的开放性跟他那种狐狸的敏感、多面都有关系。我觉得他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实践主义哲学的应用者。他不会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或是一种观念来看待这个社会，他是随着时代的具体情况变化而不断修正自己想法。梁启超是一个对时代的真实性保持真诚和开放的一个人。

香港新闻社：梁启超的《新民说》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巅峰之作。《新民说》中提出要“要改造国民性”，“国民性”一词也是近二十年的一个热点。你如何评价《新民说》，你认为这一百年来，国民性有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许知远：其实我看《新民说》看得非常头疼。新民说的来源是有脉络的，因为我们对国民的理解主要是从鲁迅那里来的。鲁迅又是受阿瑟·史密斯（Arthur H.Smith，美国人，中文名明恩溥，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的影响。一个美国传教士看待中国的方法，背后则是用旁观者视角来重新理解自己熟悉的一个语境。

梁启超谈论新民说，是深受日本的影响。日本从福泽谕吉开始就用西方的眼光来重新看待自己的国民性。梁启超在日本正是受到了福泽谕吉传统的影响，希望换一种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国民。而且审视的背后有一个鲜明的视角，就是一个富强的理念，如何让国家变得富强。

福泽谕吉也有这种强烈的冲动，也是希望改造日本。当时他们是受到英国传统的影响，认为人的个体性格对于社会有很大的影响。英国的社会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在1859年出版了一本《自己拯救自己》的书，书中谈论到“自助”，self－help。说有一种维多利亚的人格特征，如何独立自主、自强，这种个性与维多利亚英国的富强是什么关系。

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把这套系统带到了日本。每一个社会的时代转变或者一种思潮都会塑造相对应的时代风尚。日本人认为，用这样一套道德行为来规范个体会带来一个富强的国家。

梁启超就是挪用了这套思维方式。他的很多想法都受到了日本明治晚期时代的影响，他的想法不是凭空出来的，说我突然有个新民说。梁启超看了当时日本的《太阳》杂志，以及各种报刊文章，包括福泽谕吉的文章，这些都会带给梁启超一种职业的启发，让他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己看待问题的方法。《新民说》当时也是一个个散篇嘛，后来才汇聚成一个小册子。

香港新闻社：梁启超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但没有“新制度”似乎又难以产生“新民”，你怎么看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许知远：这个就是无解的问题。本质上是实践性问题，它们两者之间是一个实践和互动的关系。不是说我先有新制度才有新民，或者说我有了新民才有新制度，他们之间一定是互相伴随的。

当你无法改变制度的时候，当然要从塑造民众来开始。但是一定要形成推动制度的变化，给这个塑造新民更大的空间，反之亦然。它们之间一直是一个相互纠缠的关系，因为这是个实践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其实就是有机会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机会改变制度就试试改变制度，有机会改变民众那就开始改变民众。

香港新闻社：梁启超在国外流亡时发现，海外华人“集体行动时，西方人如雁群，中国人则如散鸭”。貌似人们对现在的华人也有类似评价，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许知远：华人当时在海外是靠宗族和乡情维系，比如同族，大家都姓李，或都姓梁。或者大家来自相同的地域，就是同乡，比如我们都是新会人，都是广东人。宗族是血缘，地域是地缘。

华人的传统都是靠祠堂、会馆等形式来维持社群关系，但梁启超想的不一样。他希望能用现代的组织形式，比如政党、公司、报馆、慈善团体，通过这种形式，完成现代公民的训练。虽然梁启超认为传统的宗族也很重要，但宗族组织没有对现代国家的认同。梁启超认为，只有现代组织才能创造出现代公民。通过现代组织寻找国家认同，有了这种国家认同之后，才能塑造一个国家力量。梁启超就是这样一种渴望，他的想法都有修正的，会慢慢调整。

香港新闻社：你曾引用19世纪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的话，认为梁启超是“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另一个世界尚未诞生”。身处过渡时代，梁启超似乎也无法摆脱思想困境。你如何理解梁启超的思想挣扎，你认为现代人在时代洪流中，该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许知远：每代人都处于过渡时代，只不过有些时候的过渡更为激烈一点。其实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非常激烈的过渡时代，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AI的浪潮。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和消化它。过渡的时代会冲散我们很多既有相信的东西，包括既有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制度。身处时代的剧变中，我们就要找到个体可以依托的东西。

梁启超也是这样的，他们去寻找各种新观念，宪政、自由、民主、共和、经济都是他们的依托，他们认为这些可以改造中国。同时，他们又要写很多古诗词，与朋友之间诗词唱和。

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可以见到他内心的一种苦闷。在一个旧的价值观念向新的价值观念过渡中，他们有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会伴随我们所有过渡的一代人。

我们现代人也是一样。谈起罗大佑来，心里还是洋溢着一些东西，我们的情感可能还是寄托在罗大佑，或是寄托在崔健身上。但是你要面对一个汹涌而来的AI时代、特朗普时代，我们如何去面对他，这是一个永恒的挣扎。其实这就是现代性的特征，人永远是一种分裂的状态。

香港新闻社：你认为梁启超拥有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心灵”，梁启超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之新民。但胡适评价梁启超是“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胡适认为，梁启超才华虽高但没有得到系统的训练，虽然好学但没遇到好的老师。另外，胡适还认为，梁启超入世太早，成名太快，自任太多。你怎么看胡适对梁启超的评价？

许知远：其实每代人都会逆反上一代人。胡适年轻的时候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他在读中国公学的时期，读了很多《新民丛报》，这是一种深入的影响。胡适受过相对系统的训练，因为去了美国读书。

梁启超则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他是非常过渡性的一个人，小时候读四书五经，然后突然要通过日本报刊学习现代理念。这种过渡时代的思想家很少是受过思想训练的，比如伏尔泰、卢梭，他们是创造新的价值系统的人、创造价值观的人，带来新的可能性的人。

梁启超的时期，现代学科还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所以他不会受到影响。虽然胡适接触过现代学科，但他很快又被下一代学生攻击，说他但开风气不为先。还说胡适在任何领域都学业不精，比如历史学、考古学，尽管这些学科都是胡适开创的。

其实，梁启超和胡适本身是很相像的。他们是一个创造时代舆论的人，他们是创造时代风尚的人。然后他们带来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感受力，又是一种整个的社会情绪。他们不是一种细枝末节的，创造一个精密的方法学科理论的人，他们不是这样一群人。梁启超被胡适批评，但胡适也被下一代人抨击，说他历史也不懂，哲学也不懂。我们总是通过否定上一代，来确认自己这一代人。等年纪渐长后，态度又会发生变化。

香港新闻社：知识分子似乎都有一个毛病，理想化太过严重。李鸿章曾批评康梁的改革“无一事能实做”。现在人们都明白，改革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回望晚清，康梁貌似不知道如何妥协，你怎么看？

许知远：其实李鸿章有两种看法，一方面在批评康梁，一方面又非常佩服康梁。李鸿章觉得，自己这辈子几十年在清王朝想推动的改革，竟然让康梁在一百多天里面全都干了。百日维新，发布了各种的上谕，变化巨大。康梁上奏的奏折是李鸿章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心里可能有酝酿，但不敢上奏。

这就是一个既有的权力系统和边缘权力的关系。所谓边缘权力，就是他没有权力，他也不了解权力怎么运转，他们往往会比较大胆、比较激进。因为权力比较势微，他们必须要通过很大的声音才能让别人听到自己，看到自己。

他们的并存是比较重要的。理想状态就是李鸿章仍然保持既有的权力，但康梁的声音也可以进入到权力系统。然后慢慢冲击既有的制度，同时既有制度又能够消化掉康梁这些新的观念，这是比较好的一种良性状态。

康梁的声音进入系统内部后，他们就会慢慢理解权力的运转逻辑，然后会改变自己一些激进的声音。他们之间本来应该是一种更融合的关系，但在晚清那种制度下，缺乏包容，没有融合，完全是维新与保守的强烈对抗、激烈冲突。

这种剧烈的冲突带来了一种很大的伤害，说明当时的政治制度已经非常腐朽，很难容纳新的声音，很难进行内部的改变。所以康梁的激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了解权力的运作。

香港新闻社：蔡元培的老师、晚清著名学者李文田以擅长相面术闻名。1895年，他第一次见到23岁的梁启超时，说他是“扰乱天下的耗子精”。后来的梁启超确实像李文田所预测的那样。你如何看待李文田说梁启超是“耗子精”的评价？

许知远：这是一段野史，是在沈曾植的年谱里无意中看到的。其实，那时的士大夫除了表面的道德文章之外，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私人世界。在文人雅士的诗词唱和之外，也会讲很多闲话的，相面就跟我们今天看星座一样，是知人识面的一种方式。你看到一个人，怎么去理解一个人，风评人物在当时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技能。

李文田肯定看过很多人，只不过后来梁启超鼎鼎大名了，就会传出去。其实这只是一家之言，一个主观直觉。我觉得梁启超身上肯定有很多异端的色彩，因为李文田与梁启超又是广东同乡，可能会让李文田很不安。或者仅仅是李文田随口说一句，没有什么更多的意思，毕竟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多闲话，都在说八卦。

香港新闻社：对比第一卷《维新》，第二卷《亡命》在叙事节奏、细节取舍方面有哪些变化，后面的三卷是否会尝试新的观察视角？

许知远：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叙事有延续性的，就是随着主人公的命运不断地成长、展开。　但我猜第三卷可能会更紧凑一点，因为第三卷涉及到海外康梁的保皇会和孙文的革命党，包括跟清王朝的北京政权之间，三方之间都有非常微妙的关系。可能会写的节奏更明快一点，有可能更快一点，我还不知道呢。我正在写，已经写了1／10吧。

香港新闻社：你曾说在梁启超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作为相隔百年的知识分子，你觉得你们有哪些共同点，你的哪些特点是梁启超没有的，哪些地方又是超过梁启超的？

许知远：我觉得完全不能比吧。我非常仰望他，希望能像他一样做出一些贡献，但才华、能力是完全不可比的。我年轻的时候读他的文章，觉得并没有什么呀，比如《少年中国说》，或者就是感觉写得有意思一些，或是根本感觉不到文章的重要性在哪里。但随着年龄成长或是进入到那段历史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梁启超是非常石破天惊的一个人。

梁启超在那样的环境下，可以创造一种崭新的语境，这个语境可以影响到那么多的人。梁启超同时结合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且是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渗透到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之中，同时他还有非常直接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存在是非常惊人的。

另外，梁启超还拥有一个强大的全球性网络。因为他周游世界，形成了一个思想政治网络。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存在。

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时代的相似性。我们两个都是70后，都处于高度全球化的两个时间段。我们都面对很大的技术变化，那时的印刷术就相当于现在的AI、互联网。梁启超做全球旅行，看到世界不同的风物，与我们今天看到各种新鲜事物差不多，这个是时代的相似性。

可能我们之间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的相似性，因为我们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是他们影响带来的，会传到我们身上一些。但是在能量和创造力方面，我们完全都不可比较，包括自由程度，也完全不可比较。

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最耿耿于怀的是，梁启超去了那么多地方，有那么多的感受，但他很少描绘自我。他描绘的都是周围的世界，周围的观念是什么，时代变化是什么。反观我们，对自我的观察、个人的观察会多一些。

香港新闻社：假如梁启超活到1949年，在南渡北归中，你觉得他会如何选择？

许知远：1949年，梁启超76岁，我觉得他不会走，因为年纪很大了。但他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可能会走。但是个人选择是很奇怪的，陈寅恪也是自由者。如果在76岁这个年纪，我想他一定会劝他的子女们都走，梁思成就会去海外。梁启超如果走的话，他是广东人，有可能去香港。

梁启超不会去台湾，因为他不喜欢国民党，和同盟会一直是对头。他对新生的共产党也不信任，二十年代的时候，梁启超就已经意识到新诞生的马列主义，他是排斥这种意识形态的。1949年，我感觉梁启超更大可能是去香港。

香港新闻社：假如梁启超活到今天，你觉得他会是怎样的人？

许知远：他在今天部分就是赫拉利（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以色列历史学家、哲学家，《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就是通过知识与思想的传播而闻名。

梁启超还会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新媒体的运用者，他会对各种新的事物发表各种看法和意见，他就像是这个时代的超级严肃的网红。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成为超级网红，那个时代他就是超级网红，印刷时代的超级网红。但梁启超还是一个更严肃的思想者。他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明星。

香港新闻社：假如梁启超站在你面前，你最想和他说些什么？

许知远：最想问他的是很多历史细节。比如他逃亡时到底在想什么，干嘛呢？因为我要写他的传记，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怎么看孙中山呢？我就想问无数的历史节点的细节问题。他对袁世凯看法的转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有他在夏威夷和何蕙珍谈恋爱，那段恋情是怎么回事？

香港新闻社：你曾经说，你时常感到个人在面对这个时代的无力感，被迫成为没有个性的人。《十三邀》是不是你对抗时代的一个尝试？你希望成为怎样一个有个性的人？

许知远：我对《十三邀》的期待，就是能够见到非常非常多的特立独行的人，对自身、对时代、对历史，都有一些独特看法的人。这些很独特的人会激励到我，再通过我激励到很多很多的普通人。

我提供了一个人的独特性的很多样本，或是榜样吧。这个世界有一种无边无际的连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我提供一种多样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吧。

（你想成为一个怎样有个性的人？）我现在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可能我更年轻的时候想成为这样的人，想成为那样的人，比如玩摇滚音乐、当银行家、做特工007。各种有意思的人，各种有意思的职业都想尝试。但这两年很少想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只能成为我自己这样的人。

我现在越来很具体，我没有那些更抽象的，天马行空的东西少了很多。可能和年龄越来越大有关系，现在回头看，可能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就是表象，并不是真的喜欢。

香港新闻社：如果《十三邀》访谈梁启超，你会怎么做？

许知远：跟他一块儿去旅行。他以前去过的所有地方，都跟他一起转转，做一次环球旅行。哇，这得拍多少年，拍个一两年。一个人跟他环球旅行，一路上可以东扯西扯的，再办办报，体验他的生活，这个很有意思。

我觉得梁启超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和导师，他值得你跟他朝夕相处，我觉得我会得到很多很多启发。我还真挺期待的，把梁启超的《十三邀》拍成13集，必须连续的那种。

香港新闻社：现在有历史的垃圾时间一说，你认同这种说法吗？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哪段算历史的垃圾时间？

许知远：我认同有些时代是更停滞的或者是更灰暗的。时代是很矛盾的，没有单一的思想和情感。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时代，技术浪潮非常疯狂，目不暇接，让人不知道如何应对。另一方面，在个人的自由或者思想的成长上，尤其我们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又感觉这个时代是停滞的，甚至是衰退的。

一个时代中这些都是并存的，所以我能理解他们说的历史垃圾时间这个意思，某种意义上的停滞。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身的改变，因为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我们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我们也要有自己的自由意志。

普通人对时代的变化很无力的，只能应对周围的人和事。大部分时代对个体而言，都是非常无能为力的。只有很少的时候，你能碰到一个时代高歌猛进，你也高歌猛进，这是历史的一个意外、偶然。可能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状态是一个常态吧，这个时候你就要创造自己的小世界，让自己拥有一个有希望、有幻想、有可能性的一个小世界。

（你觉得梁启超那个时代哪段算垃圾时间？）应该是1884年甲申之变到1895年，那是一个非常沉闷的时代。洋务运动这个变革的感觉已经慢慢消亡了，被耗尽了能量。这十年是一个相对停滞的时间段，看晚清时人的描述，确实是一个大家无望的时代。

甲午的时候，其实是打破了这个时代，剧烈的变化已经到来。所以1884年到1895年，这十年时间段，对很多人很沉闷。康有为自己也没事干，回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教书去了。

香港新闻社：你曾说，梁启超的文章太飘了，没有真正的叙事感。你自认为比梁启超文章写得好，为什么会这样说？

许知远：（笑）我没说过这话吧，都不知道哪来的。也可能是酒后胡言，现在我要否定这句话。

我读梁启超的文章，感觉不是我最喜欢的文章。尤其是在白话文出现之后，他的文章基本都是半白半文，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文体。他的文体对我没有太多吸引力，我更喜欢“五四”之后的文体。

梁启超的文体是一个过渡性的文体，对当时的时代有很大的冲击。但文本本身没有那么大的魅力，比如大量的排比，大量的新知识的传递，对我这种现代阅读者是没有太多魅力的。但他的洞察是很有魅力的。

（你说你自认为比梁启超写得好？）没有，真没说过这话！没有没有，因为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真说过，那也是喝多了开玩笑说的。梁启超一生写了1400万字，肯定有很多不好的文章，我偶尔写得比他好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判断一个转折型的思想家，主要看他的思想规模、能量的规模，对敏锐变化的理解，这是判断一个启蒙式人物的标准。我怎么和他相比，社会的影响，思想的宽度、广度，跟他比起来就是小学生。

香港新闻社：有人认为你羡慕梁启超所处的时代，那时知识分子的舆论空间与影响力非常大。对比今天，你是否有一种失落感，有生不逢时的感觉？

许知远：我以前有，年轻时有失落的感觉，现在也习惯了。很明显，现在的知识分子被边缘化，这是很显著的。梁启超是士大夫型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社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性的角色。他们的言行、他们的思想对社会有直接的冲击，我们现在很难做到。我们能够自保，不被整个社会情绪冲击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你很难想象，现在的知识分子再去领导这个时代。你去观察这个时代，记录下这个时代都变成了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想要保持一些知识分子的敏感和判断能力同样也很困难。所以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很防守的年代。

（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就好好防守呗。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园地，一个自己的小空间，有一个自己的容身之所。我们在里面做一些可能看起来被时代忽略，但对你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只能是这样了。

香港新闻社：梁启超多次创业失败，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是否让你对单向空间的坚守有了更具体的时代参照？

许知远：有一种安抚，不一定是参照。我发现梁启超创业总失败，对我是很大的安抚。这么了不起的人，同样经常失败，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一个个机构和媒体，很少有超过五年的。他不断的失败，其实也对我做的事情有一些安抚的作用。再了不起的人，他也有他的困境。

（单向空间为什么没有向外大规模地扩张，或者走钟书阁书店的模式？）可能我们没有这个经营能力吧，现在全国有10家店。我们创业能力有限嘛，如果太大规模，我们的管理能力会变形。

香港新闻社：现代人读书越来越少，最近北京著名的库布里克书店宣布闭店，近年书店的经营越来越困难。作为单向书店的创始人，你如何看待今天书店的尴尬窘境？

许知远：也有很多书店诞生啊。我们是需要文化空间的，只不过可能不是传统书店的空间，书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空间必须能够使人相聚在一起，彼此激发出更真实的触感。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抽象了，我们都跟手机活在一起，各种衣食住行都是通过手机获得。但在具体的空间里，人和人的相遇，人和人互相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单向空间书店有没有像其他书店那样进行多业态经营？比如卖咖啡、卖文创）我们更像一个文化的平台，我们有很多不同媒体的产品。单向空间是综合性的一个文化机构，书只是我们业务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虽然我们有很多书店，但书店营收的来源是来自我们的文创、咖啡和商业合作。其实，我们更像一个媒介。

香港新闻社：AI的普及，对写作冲击非常大。很多作家说，AI比自己写得好。你怎么看这种时代的变化，今天的作家该如何面对AI？

许知远：我觉得是很好的变迁，一个新的浪潮冲过来了。我们说只有在浪潮退却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浪潮过来的时候，他会荡涤掉很多东西。AI对写作、对出版冲击非常大，在这个过程中，最终会证明，什么样的能力会在这个时代留存下来。什么样的能力被激发出来，什么样的写作者会被真正的证明自己在写作方面的才能。或者说，这就是一个证明的过程。

其实我们过去认为的很多写作，或者是很多想法、创意，它的内在可能非常不稳固、非常不牢靠。面对AI的冲击，可能会成为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一次荡涤的过程。

现代作家面对AI，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内在的声音，只有你自己更内在的声音才是独特的。不是个体化的，不是绝对个人化的东西，才越容易被取代。现在能够书写的，包括视频也一样，能够替代的都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真正独特的东西很难被取代，甚至被重新放大。所以你要找到自己真正独特性的感受、独特性的思想、独特性的性格。

（你在写作的时候一般怎么使用AI？）我查资料啊，资料挺多的，有时也会对话。尽量把它变成启发性的东西。

（最近某央媒的多篇评论文章被认为是AI写作，这种文章真假难辨，误导了很多人，你怎么看？）我相信大家慢慢就会辨别出来，其实一篇文章如果是AI写作，味道还是比较明显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手工艺，作家要想变成更好的手工业者，你要有独特的味道、独特的时间感受，还有对词语的感受。未来我们要面对太多的信息，真假难辨，但是作家自己要有更独特的感触。

（你用哪个AI软件比较多？）其实都不多，都用一点。

（你有翻墙用AI吗？）其实都不多。目前为止，我觉得AI的冲击力被高估了。

香港新闻社：现代的国人被困在内卷里无法走出，年轻人流行躺平，你有哪些建议？

许知远：其实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反抗。年轻人不愿意接受主流上的一些东西，甚至在主流价值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躺平是一种抵抗、一种拒绝。

他们要找自己内在的动力是什么，自己真正的热情是什么。只不过很多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内在动力和热情找不到一个抒发的渠道，或者是一个认同的渠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僵持的状况。

躺平是对这种社会性规范的一种盲动性逆反。慢慢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大家会找到一种方法，很多新的想法会孕育出来。大家在一起，很多时候看起来什么都不做，但他可能也在酝酿一些东西。没有人会受得了完全放弃自我，那个自我一定会重新生长出来，催促你做一些事情。只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很多人需要休息，需要脱离轨道，需要通过一些自由的空间、自由的时间找到自己想做什么。

香港新闻社：现在自媒体泛滥，信息碎片化非常严重，其实当年的梁启超也是当时的一个自媒体作者。结合梁启超的经历，你怎么看今天这种现象？

许知远：梁启超那时整天面对着泛滥，他们翻译各种书，整天在感慨，各种词语的滥用。这种泛滥每个时代都有，只要是一个很强的转变的时代，泛滥一定是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在泛滥中学习，应该去寻找。泛滥对我们是一个考验、一个测试。如果这么容易被泛滥推得随波逐流，那你就是泛滥的一部分。

香港新闻社：你曾说，一百年后，也会有人给你写传记。那你希望后人如何写你，推测下，你的传记会是什么样子的？

许知远：（笑）我说过这么多不靠谱的、不着边际的、那么狂妄的话么？

至于说后人给我写传记，别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就像我给梁启超写传记，别人也不能管我怎么写。但我还是希望后人能有同情的理解，我对梁启超就有同情的理解，之所以这样要求，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历史误解。

（你推测一下你将来的传记会是什么样的？）那没法推测，写作方法也不一样，我完全想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如果能留下一些东西就更好。一百年前，这个人开了这些书店，写了一些东西，做了一些节目，对当时有一些影响，这就够了。年轻的时候我很期待自己留下一些名声或者被历史铭记，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些东西自然就减弱了。

（你将来会不会写回忆录？）应该会，但我记忆力不好，不知道能写出什么东西。

（你多大年纪会写回忆录？）我也不知道，60岁？我也不知道。我原来想的是，写完梁启超，写李鸿章，再写林语堂，最后再写回忆录，80多岁？那时都记不住了吧。

（你平常有写日记的习惯吗？）没有，懒。（不是因为太忙？）太懒，就是因为懒。胡适比我忙多了，人家天天写日记。

（梁启超第三卷什么时候写完？）争取明年写完。

（什么时候写李鸿章？）我是有三部曲的，梁启超、李鸿章、林语堂。

（为什么写这三个人？）李鸿章是1823年生，1901年死，19世纪的转变，是一个中国人和权力的关系。梁启超是1873年生，1929年死，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折，是一个思想和观念的问题。然后林语堂是1895年到1976年，是关于文化身份，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写这三个人，我主要是想处理好中国人和权力、理念、身份三者的关系，power、idea、identity。

（林语堂晚年那段时间涉及到大陆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你怎么写？）先写了再说呗，很多还不知道呢，到时再说呗。写完三个人，得十几卷，然后再写自己的回忆录。

——记者手记

采访许知远约了很久，从10月初约到11月底，他总是在各地出差中。见面的那个傍晚，许知远依旧很忙。他的助理是一个娇小的南方女孩，她告诉我，采访时间要压缩到一个小时。

采访在许知远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进行，房间灯光有些昏暗。不知为何，他的面部、颈部、上肢的肤色非常红，是那种喝过酒的通红。他刚刚办完一场活动，据说喝了酒。

近距离与许知远面对面，他的形象比照片和视频上更鲜活。聊天过程非常畅快，面对自己曾经说过的那些狂妄的话，他哈哈一笑，表示坚决否认。很有意思。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许知远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文艺男。但采访下来，明显感觉到许知远不是一个装的人，至少不是一个刻意装的人，他就是这个本真的样子。

许知远是个好玩的人，有意思的人。这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在采访前，我将采访大纲发给许知远的女助理。女孩删掉了两个问题，因为不知道许知远是什么性格，采访时我也就没有提及这两个问题。

接触过许知远后，我觉得有必要把其中一个有趣的问题再拿出来。

这个问题是：有人在豆瓣上这样评价你，说“许知远的自大和空洞带着第一代喝咖啡知识分子的自恋与腐朽。现在他不再满足现代的自怨自哀（艾），而是将自己与时空另一头一脸懵逼的清末举人强行合体，目测梁启超面临一百年来最恐怖的误读。”你如何看这个评价？

这个豆瓣上的评价，尽管我不知道许知远会怎么回应，但我相信，许知远不会拒绝这样的问题。以他的人格魅力，他更不会在乎这样的评价，甚至还可能大笑一番。

真的，许知远是一个好玩的人。